神奇的中医——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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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讲到医学的时候先把洋人的牢骚和几段戏谑的文字抬出来，是因为平素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庸医总是比较多。但这一点丝毫影响不了中医的伟大与玄奥。事实上也是这样，最了不起的事物往往并不总是可以轻见。
中国古代的名医众多，医学典籍也非常多。但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时代，百姓与名医的接触几率也就少了许多。不管如何，扁鹊、华佗、孙思邈、钱乙、李时珍……这些伟大的名字如皓月般挂在中国文明的重要部位，让人发出无尽的追思。
下面所记述的是信手拈来的几个故事，与浩瀚的神奇中医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用药如用兵
对于用兵，许多人认为是*事家的事情，与平民无关。尤其在如今的太平盛世，这一点越发明显。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古代社会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百姓茶余饭后更多的谈资便是战场上的生杀成败。这一点在医学界也有体现。背着药箱的医生同时背着被医者的生命，因此，他俨然战场上的将*，可以很自豪地说上一句：“用药如用兵”。
说来真是形象得紧，身体染了病灶，如同被敌人觊觎已久的领土暂时被敌人占据，用兵用得好，可以恢复领土主权，用兵用不好，不仅收不回领土，还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甚至，领土尽失。对生命体而言，自然是该寿终正寝了。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对于“用药如用兵”有着很精彩的阐释——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看来，这篇短小的论述依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可借鉴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这句话是对魏晋时期服食以求长生者的总结。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靠吃药乞求长生不老的人最终暴毙。就好像经常无端挑起战争的人，最终很难有好的结局。如今的电视广告上，各种补药铺天盖地袭来，试问，身体如何能够消受得了？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施药。“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此原则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最伟大的“和”的精神。逢事不可过，用药如此，用兵自然也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才可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能起死回生的小小银针
针灸疗法如同几年前流行一时的刮痧疗法一样，为大多数西人所不理解——一根小小的银针，扎在身上就能治病，这究竟是为什么？
针灸疗法的基础是中医经络学说。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
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脏腑联系的网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络好比一棵树的枝干，而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棵树的各条枝干上。中国对针灸术的发明，其意义不亚于口耳相传的四大发明。中医第一部经典《*帝内经》中就记载了系统的针灸理论。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中写着，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代中医总结出的四总穴歌，至今被奉若圭臬——“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说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疼痛即可针到病除。西晋名医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载的可行针的穴位就有个，已经非常完善。
为了使学生掌握针灸穴位经络循行方向，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绘成针灸腧穴图。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针灸穴位图进一步发展，一般绘成正面、背面和侧面三种，有的图还带有彩色，以标记不同的经络走向，易于辨认。唐代的太医官在教学时，基本上就是先在针灸腧穴图上讲解，然后再在人身上实习、具体操作。然而，针灸腧穴毕竟还是绘在纸上的平面图，估计有时也不容易弄得准确，这是通过唐代十分发达的医学教育之后，人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直到宋朝，才出现了仿人体塑造而成的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五年（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制造了两具针灸铜人，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针灸铜人慢慢成了后来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明清等朝陆续制作了不少这样的铜人。清*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这批针灸铜人现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厘米，为晚清制造。
中医针灸疗法治疗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小小的银针也因此被称为“起死回生针”。
柳枝接骨
中医一直固执地认为自然与人是和谐的，中医的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中草药的运用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对自然界的大悟。
然而，直接把自然界的不相干的物种拿来嫁接到断裂的人体上，听起来还是有些玄之又玄。
在傅青主《金针度世》一书中就有关于柳枝接骨的记载：把剥去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时，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要涂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夹上木板以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
植入骨中的柳枝，会渐渐被钙化，成为骨骼。
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组织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了。
药王孙思邈
药王孙思邈，隋唐时人。有《千金方》传世。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的神奇故事不胜枚举。
有一次，孙思邈行医途中，遇到四个人抬着一口薄棺材向郊外的荒丘走去，后面跟着哭得泪人似的老婆婆。孙思邈定睛细看，发现从棺材的底缝里滴出几滴鲜血，便赶紧上前挡棺询问详情。原来棺材里是老婆婆的独生女儿，因难产刚死不久，胎儿仍在孕妇的肚子里。孙思邈听罢寻思：这个产妇可能还有救。于是，请求抬棺材的人赶紧撬开棺盖。只见产妇面色蜡*，伸手摸脉竟发现还有微弱的跳动。他赶紧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选准穴位，扎了下去，并采用捻针手法，加大力度。过了一会儿，“死去”的产妇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苏醒过来，同时腹中的胎儿也生出来了，发出一声清脆的啼哭。老婆婆见孙思邈一针救了两条性命，倒头便拜，四个抬棺的也长跪不起。从此，孙思邈能起死回生的声名传开了，被人称为“活神仙”。
钱乙自治
《宋史·方技》记载，北宋大医学家、“儿科之圣”钱乙，医术高超，但性情倔强。中年之后，他得了怪病，久治不愈。但还是坚持按自己的意念来治疗。后来病情加剧，他叹息着说：“这种病就是‘周痹’啊，如果侵入内脏，就会死人的。我大概是要死了吧。”不久他又说：“我可以把病转移到手脚上去。”于是自己制作药剂，日夜饮用。他的左手和左脚
便突然间卷曲不能伸展了。他高兴地说：“可以了！”他的亲朋好友到东山去采到了比斗还大的茯苓，他就按医方上的方法服用，直到把它吃完。这样他虽然半边手足偏废不能用，但却骨节坚强和健康人一样。后来他以有病为理由，辞官回家，再也没有出过门。
钱乙处方用药时并不拘泥于某一师某一门。他什么书都读，对于古人的医疗方法也不拘泥、固执。他治病就像带兵打仗一样，经常安全地越过险要地带，故意暂时放纵敌人然后一举全歼，但结果又与医理吻合。他特别精通《本草》等书，分辨其中失误和遗缺的地方。有人找到奇怪罕见的药物，拿去问他，他总能说出该药的生长过程、形貌特点、名称和形状方面与其他药的区别。把他说的拿回去与书对照，都能吻合。
晚年，他的瘫痪症状有所加剧，他知道自己治不好了，便把亲戚们找来告别，换好了衣服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就这样去世了。他活了82岁。
鸡鸭鱼肉皆可入药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养生家中，有这么一个流派，他们既不主张呼吸吐纳，运动锻炼，也不主张悦意琴棋，服食药饵，他们提倡食疗。这一派人中有南唐的陈士良、元代的忽思慧以及明代的卢和等，但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唐代的著名医药学家孟诜了。
孟诜生于公元年，卒于公元年，享年92岁。他从年轻时就喜好医药，后来更精研食疗与养生术，他曾对人说：“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他搜集了种兼具医疗作用与营养价值的食品，编成了我国第一部食疗学的专著《食疗本草》。
书中记载了许多常见的食疗品，如，鸡：光粉诸石为末，和饭与鸡食之，后取鸡食之，甚补益。人毒热发，可取三颗鸡子白（蛋清），和蜜一合，服之差（差，好的意思）。*雌鸡，补丈夫阳气，治冷气。……鸭：主补中益气、消食。消十二种虫。白鸭肉补虚。鹅：卵，补五脏，亦补中益气。（惟）多发痼疾。鲫鱼：食之平胃气，调中益五脏。羊奶：补肺肾之气，和小肠。亦主消渴。治虚劳，益精气。萝卜：服之令人白净肌细。茶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柿子：补虚劳不足。红柿，补气，续经脉气。干柿，厚肠胃，温中，健脾胃气，消宿血。黑豆：令人长生，又益阳道（增强性功能）。
在孟诜的食疗品中，日常生活中的鸡、鸭、鱼、肉、水果、蔬菜无所不包，真可谓品种齐全，琳琅满目。正所谓“药补不如食补”。
世界上最早的动物临床试验
公元8世纪初，唐代本草学家陈藏器写的《本草拾遗》中所记载的动物实验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药理实验。这比西方早了近一千年。
所谓动物药理实验，是指为了弄清药物的性能，用动物进行试验。
《本草拾遗》中载：“赤铜屑主折疡，能焊入骨，凡六畜有损者，细研酒服，直入骨伤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可验。”这说明骨骼的复原和连接，可以用铜来治疗使其早日愈合。然而，这次动物实验不是有意识的，只是在受伤的六畜死后，作了解剖才发现的。
真正有目的在动物身上做临床药理实验的，那就是宋代寇宗爽在年做的实验了。他在《本草衍义》中写道：“有人以自然铜饲折翅胡雁，后遂飞去。今人（以之治）打扑损。”胡雁的翅膀折断了，然后进行试验，这就是现代药理试验用的模型。给折翅胡雁喂饲自然铜，雁骨伤愈后，就展翅高飞了。然后又把这成功的试验结果应用到临床，给骨折病人服用治疗。
现代科学实验已经证明，铜元素是骨骼中制造骨质的成骨细胞内必不可少的物质。实验还进一步表明，骨折后骨痂的形成过程也需要有铜元素参加。经过分析，在骨痂中的铜，含量比正常骨要高得多。铜离子进入血液后，变成有氧化酶活性的血清铜蛋白，它对体内的铜有着运输和调节的作用。铜对骨痂的形成，起着触媒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自然铜接骨之功，与铜屑同，不可诬也”，又说“自然铜接骨之后，不可常服”。说明过多的铜元素对人体会有害处。
到了明清时代，用动物做药理试验就很普遍了。李时珍甚至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服用较大量的洋金花（即曼陀罗花）对人体的麻醉作用进行验证，显而易见，用动物做试验则成为一种潮流。
悬丝诊脉——扑朔迷离的诊断技巧
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近代名医施今墨
在我国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里，常有太医为皇帝的后妃们“悬丝诊脉”的情节。具体方法是：后妃和太医各居一室，由太监或宫女将一根红丝线拴在后妃的手腕上，线的另一端交
给太医把按，通过丝线辨别病情。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宫廷礼制，以防乱了宫闱。
传说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就用此法。因孙氏系从民间召来，医院的御医，太监就有意试他，先后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脚和鹦鹉腿上，结果都被孙氏识破，最后才把丝线系在娘娘腕上。孙思邈诊得脉象，知是滞产，便开出一剂药方，娘娘遂顺利分娩。同行问其窍门，孙思邈笑而不答。
吴承恩《西游记》中有孙猴子给朱紫国国王悬丝诊脉的故事。毕竟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或者说，大略只有孙猴子这样的神通，才有可能掌握这神奇的本领。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悬丝诊脉之事？病人的脉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人在年请教过施今墨老先生。施老先生是旧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脉可说是亦真亦假。所谓真者，确曾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成竹在胸了。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一言不慎、一药不当而招祸。
由此可见，悬丝诊脉虽确有其事，但只不过是一种蒙上了神秘色彩的骗人形式而已。如果太医事先不通过各种途径获知详细病情，那么他再高明，也不会看好后妃们的病。
中国古代的防疫——灾变应对之道
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无名氏《避疫论》对隔离的批判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明代吴有性《瘟疫论》说：“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
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纪》）。宋朝庆历八年（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元代至顺二年（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以疾疫传染情况来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古代防疫方法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认识，是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这种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年全国的非典疫情，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隔离”了。可见，这种让人颇不愉快的方法实属无奈——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
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行为“不仁”。到了清代，江南文献中还有不少弘扬在时疫流行、人人自危时能坚持照看病人的记载。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隔离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
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发生疾疫，以大*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木兰（围场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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