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中说：“书画的时代风格是和当时的*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这句话基本概括了书画内容的时代风格和书画材料的时代条件。
1书画创作的*治文化背景*治环境背景
书画自古就是为*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如古时宣扬礼教的题材，近现代的红色革命题材等。又如避讳是古代的重要*治制度，避讳字则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避讳字在不同朝代有鲜明、特殊*治的时代风格。中国书画作品上的避讳字，必须与书画作品所处的时代风格表现一致。
《古诗四帖》纸本,纵26.5厘米，横34厘米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历代多认为此作品为唐代张旭所书，为张旭传世的狂草孤本，是今草向狂草演变的实物例证。启功先生通过对《古诗四帖》中的避讳字研究，认为此作品为宋代作品。
“这卷字迹本身究竟是什么时候人所写的？算不算张旭真迹？我的回答如下：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色。庾信原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见(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颜色以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即《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符五年十月戊午。”
《古诗四帖》辽宁省博物馆藏这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通过避讳字鉴定书画年代的经典案例。其渊博的国学知识值得敬佩！其严谨的鉴定态度和科学的鉴定方法，值得学习！
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邓石如（—)，初名琰，字石如，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邓石如的作品，早在乾隆时期落款“邓琰”，到嘉庆时期，避讳嘉庆皇帝的颙琰的“琰”字，就不再用“邓琰”款，改用“邓石如”的名款，后来更为“顽伯”款。
清邓石如《篆书轴》局部故宫博物院藏清邓石如《隶书轴》局部故宫博物院藏清邓石如《隶书条屏》局部故宫博物院藏每一时期，每一时代，都有避皇帝讳的事，不胜枚举，宋代的避讳之事米芾在《画史》中已有总结。陈垣(-)历史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有《史讳举例》专门讲历史避讳。给我们鉴定古代书画真伪，断定其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果出现有书画作品款识，该避讳的没有避讳，这件作品就可能是赝品。
社会文化背景
同时，书画又是作者表达自己文化思想和精神情怀的载体，书画内容就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点。如称谓词、简体字，都是明显的不同朝代*治的时代风格。
唐初开始有御府印以鉴藏御府书画；宋以前，绘画绝大多数都是无款、无作者本人印文，北宋郭熙的《早春图》、米芾的《行书札》上出现了有据可查的作者印。宋代有较少作品题款于画面的山石或树木上，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元代常有用篆书题款，如王蒙的作品就常有篆书题款。明清之后多为行书楷书。
元王蒙篆书题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赵佶是完成“画、书、印、诗”书画作品的第一人。元代开始以石治印，明代书画文人治印流行，“画、书、印、诗”融为一体成为书画艺术的追求。以上都是显著的文化传承的时代风格。
2书画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详辨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张彦远)。由此可见，在唐代，鉴定名家就开始根据绘画中的器物、服饰、风俗、建筑等来判断书画创作的时代。
“这里简要说明与书画相关的风俗习惯。先说书法，自古至今就有过许多变化，五代以前人们写字是席地而坐，一手拿简册，一手悬肘挥写。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方法也随之而改变。再后来明代规定写小楷，清代馆阁体等，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格。再说绘画，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家们都是站着画的，就是在绢素上作画，也多绷在框架上，立着来画，像今天的油画。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纸绢平铺桌上的作画方式才渐渐兴起来。这种立画的用笔角度和手臂的力量与平画不同，它的效果也就自然两样。”这是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中提到的关于书写姿势和书写材料的历史传承变化，这样生活条件也常常反映在书画上，形成特定时期的时代风格。
现代王去非在《关于明摹胡笳十八拍图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写道“从以上几方面来看，这一卷所画服饰器用多与搜辽金制度有关。此外如秃顶、耳旁垂二辫的发式，和辽陵壁画一致；交椅、高几、酒瓶等，也是这一时期流行的样式。可见原画作者系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及宋与辽金交往情形，摄取入画，创为《胡笳十八拍图》。”
孙机在《簪花仕女图是唐代作品吗》中提到“图中妇女的发型与南唐二陵所出女佣相似”。
以上两文都是通过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社会风俗、人物服饰、常用器物等材料，与书画内容进行比对检验，并配有同等领域的专业图片材料，这样的比对检验，直接明了、客观可信。
书画内容所描绘书写的物品、事件和环境更是与时代密切相关。如古代画家也有画错了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错画或混淆前代已有的，而不会先画出当时还没有的服饰。还有书画中的日常器物及周围建筑，都只有可能后代画前代，不可能前代画后代的情况。同样，书画所记录描述的事件亦如此。
同理，书画中诗词的内容也应该与作者的时代相同或更早。如果出现宋人书法的内容是明人创作的诗词，那就是关公战秦琼的穿越剧，作品肯定是赝品。如西安碑林的《上苑诗》碑刻，落款为*庭坚，被认为是唯一的*庭坚书法碑刻。据报道，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研究员路远先生，对此碑的真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该碑刻的诗帖原作内容查遍全唐诗、全宋诗，均不见这两首诗，也不见于唐宋文献的记载。但他却在文徵明的《甫田集》中发现了第二首诗，为西苑诗十首之一。宋代*庭坚怎么可能穿越到明代，书写文徵明的诗词呢？路远先生通过诗词内容的辨识，判断此《上苑诗》碑刻的原作非*庭坚所写。
上苑诗碑刻拓片西安碑林博物馆藏3书画形式的传承发展变化书画作品的形式也是历经千年不断发展变化的。
北宋时期，绘画多为站立姿势的高头画，书法常见大长卷。
团扇，在宋元时代都有，明代也有，并不流行，一直要到清代中期道光时，才又兴盛起来。
折扇，宋元时期比较少见；明代初期才又多见，起初只用它来写字；明代中期之后，才作画或书画同扇。
对联又称楹联，据传五代蜀主孟昶题词“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于桃板上，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楹联。但这仅限于书写于木门两侧既有驱邪之意，也有应节的喜庆之意。
据记载，宋代有楹联，是在房屋前廊两侧的抱柱上，镶嵌雕刻联句，但没有书写的对联。到了明代天启、崇祯时期逐渐演变，才开始出现书写在纸、绢等媒介上的书法对联，盛行于清朝，流传至今。
如果出现了宋代、元代及明早期书画家作品为书写对联，仅从书画形式上就可以判断其为赝品。
张瑞图《五言律诗行书》明代书法作品的立轴逐渐变大，其中米万钟、张瑞图、王铎等大尺幅的书法立轴尤为突出常见。这与房屋的建筑也有关系，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发达，权贵人家都常建高屋大宅，其厅堂又高又大，用大尺幅的书法立轴或对联，才能与环境相适宜、整体美观且大方大气。如年嘉德秋拍推出了张瑞图《五言律诗行书巨轴》，宽89厘米，高厘米，现场必须仰观，如此巨轴书法，尺幅真的是大得与众不同！
邓斌：中国书画云鉴平台创始人，公安部“双千教官”，中国刑警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刑警学院主讲《中国书画鉴定概论》。年组建科研团队，创建国内首家中国书画云鉴平台，开创了文件检验科研的新思路，拓宽了司法鉴定应用的新领域，创新了书画鉴定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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