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动的故事性
乐府大都是叙事诗，非常注意故事的生动性及情节场面的描写。如《孤儿行》中通过叙事写一个被兄嫂虐待，奴隶般受罪的孤儿形象，反映出他前路茫茫，苦海无边的生活处境。全诗通过孤儿对自己悲苦命运和内心哀痛的诉述，真实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家庭中兄嫂虐待孤儿的严重社会问题，并愤怒谴责了这种不道德行为，是一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染力的优秀诗作。全诗的描写细致形象，对不公平社会的控诉更是鞭辟入里。为了独占家财，兄嫂把亲弟弟看成奴隶，看成仇人，役使他，折磨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让他不是在外四处行贾，便是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都得干，而大冬天却连一双草鞋都穿不上。其中一个细节是孤儿因为生活艰苦，在收瓜回家的途中体力不支，瓜车翻倒，周围的人非但没有帮他捡，反而哄抢偷吃他的瓜。在家中他受尽兄嫂的欺凌，在外又遇到不幸的事情，这些更加让人同情他的悲苦遭遇。
二、鲜明的人物形象
乐府诗非常注意描写人物，为了刻画人物，使用的有些手法是具有开创性的。打开《陌上桑》，开篇便给读者以美好的感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让我们闭上眼睛，仿佛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春和日丽的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一抹朝阳温柔地照在林间的一座小楼之上，秦家漂亮的罗敷姑娘从小楼中款款走出，来到城南的桑林之中，又开始了她一天的采桑工作。朝阳下的罗敷给读者的感觉是青春、明快、亮丽，“好女”二字道出了罗敷的美丽与可爱，当然“自名”二字却说明了罗敷也以自己的美而自负。“自名”乃自比、自命之义，非自己取名。因从东汉其他的民歌和后代诗歌中，我们可以断定罗敷并不是我们诗中女主人公的原名，它是当时美女的代名词，所以《为焦仲卿妻作》一诗中也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正如先秦两汉时代到魏晋时代称美男子为“子都”一样。如果说开始几句只是让读者看到罗敷的背影的话，那么接下来，作者就让我们走近了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罗敷确实美，并且美得超凡，美得脱俗，以青丝做提篮的背带，桂枝做提篮的把手，好像能让读者们闻到一丝淡淡的桂花的香味。杏*色的绫罗裁成轻柔的裙子，紫色的绫罗做成合身的短袄，和谐的色调搭配，好似芙蓉出清水，一尘不染。更独特的还是他那头上的装饰，头上梳的是当时从日本传过来的最流行的发式，耳朵上带的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明月宝珠。使她在高雅中透出几分富贵。
这些都是罗敷的外在之美，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如果作者只是着重表现这些外在的美，那么罗敷充其量只是一个“美人儿”，绝对不能成为中国文学长廊中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然而罗敷的美是内外统一的，是全方位的。“罗敷喜蚕桑”一句，表现出她的勤劳，这是百姓对做人的最基本的人格要求，也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和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里，对一个家庭妇女最基本的要求。但这还不是罗敷最可贵的品质，最能体现罗敷高尚人格与品质的是她面对权贵时的杰出表现。当诗中的“反面”人物“使君”出场之后，罗敷的形象才真正得到升华，面对“使君”的厚颜无耻，罗敷首先是不畏权贵、义正辞严，其次是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斥责“使君”，使显赫的“使君”无言以对、无地自容，最后罗敷大获全胜，不仅保全了自己，也打击了权贵。《陌上桑》中为了烘托罗敷的美丽，不去直接写罗敷的容貌，而是通过旁观者见到罗敷时的神态举止来表现罗敷的美，写别人在她的美面前的种种反应，就“美的效果来表现美本身”，精彩至极，显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
三、句式自由，变化多样
与以四言为主的《诗经》相比，乐府诗的句式有所不同，乐府诗采用杂言体和五言体形式。汉代乐府形式上的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体诗歌的形式。汉乐府作品中，以《孔雀东南飞》最为杰出，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为建安时期五言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内容的需要写诗，并不是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型。但它的杂言形式，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汉乐府诗的篇幅有长有短，最长的达三百五十多句，短的则数句。如最长的《孔雀东南飞》，有三百五十多句，短的《杂曲枯鱼过河泣》只四句，而《江南可采莲》只有七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