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道教与传统医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魏晋以来历代修道而兼通医术者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可谓代代有之。道教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流派正悄然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并且入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有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嗣伯、顾欢、徐骞、张远游等。此外，葛洪之妻鲍菇、上清派、茅山宗宗师陶弘景也精于针灸、医药和养生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斆也是一位道教医家。这些著名道教医家在传统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下面我们结合这一时期部分著名的道教医家医学思想和医学成就分析这一时期道教医学发展的特色。
魏晋时期的著名医学家首推葛洪。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少年好神仙术。葛洪的从祖葛玄，自孝先，好神仙修炼之术，是东吴有名的道士，号葛仙公。曾师事左元放（左慈），受《太清》、《九鼎》、《金液》等丹经，又于天台、括苍、南岳、罗浮、阁皂诸名山修道，授炼丹秘术于弟子郑隐。由于葛洪“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于是“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来葛洪在羁留广州期间，又曾“师事南海太守上*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即鲍姑）妻洪。洪传玄业，兼宗练医术”。到了晚年，葛洪便隐居罗浮山，积极从事采药炼丹活动并著书不辍。
葛洪的医著甚多，除了专述养生服食方者外，其医学价值最高的首推《今匮玉函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三卷，现仅存《肘后备急方》一书。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医学思想：即医生处方用药要以“价廉、简便、灵验”为原则，选择和实施医疗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实用”的临床治疗学思想。这一颇有创意的治疗学思想，是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医家在继承《*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所尊定的一些治疗学原则，诸如辩证论治、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原则基础之上，在长期的济世行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以其独创性极大的丰富了传统医学的治疗学思想。基于这中医学思想，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所选载的方药多为民间常用的单方、验方，药味简单，便于采用。诸如常山治疟，麻*治喘，良菪子治癫狂，海藻治瘿病（甲状腺病）、雄*、朱砂治皮肤病等。像这样一类药物大都是乡野之间、沟旁篱下就能采集到的，不必病家花钱。即使有需要购买的，其价钱也是非常低廉而且容易购得，可为一般寻常百姓人家经济能力所承受。葛洪还在书中介绍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外治法，如针法、灸法、角法（拔罐）、推拿、眩口、xiu鼻、热熨、蜡疗等。其文字通俗，叙述简练，所列针法、灸法不记穴位名称，只谈具体部位和分寸，使得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易掌握，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葛洪作为一名道医，其对传统医学的融摄与创获不仅体现在他的医学思想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其具体的医学成就上。尤其是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葛洪取得了许多堪称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对伤寒、痢疾、时行、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尸注（结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医学创见。例如，葛洪对天花的流行及发病症状的认识，是世界医学史亡公认的对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的最早记载，它比阿拉伯医生雷撤斯对天花的描述早了五百年，在医学史上弥足珍贵。关于结核性传染病肺结核，葛洪已认识到这类病有极强的传染性，并称为“尸注”或“鬼注”。他明确指出患肺痨病的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因此告诫人们一旦患上此疾，应当及时隔离治疗。后世道教医家普遍重视对这类“尸注”、“鬼注”病的治疗，由此也创造了不少疗治尸注鬼注方。葛洪关于沙虱病（此病也叫“盖虫病”，是远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日本的同类记载早了一千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年，日本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证实，正是葛洪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志蝴将寄生虫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了这种急性传染病。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集中了以中医为主的研究人员意图攻克疾疟，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并且造福全人类的科研项目。他们从古代医学文献中筛选了大量治疟方，也包括葛洪《肘后备急方》所传的“青蒿”治疟方；但是，研究人员按常规加热法提取药物成分，发现临床疗效均不理想。后来，研究人员从葛洪著述中得到启发，《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所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他们从“绞取汁”一句话中发现了，古人用仙药治病的玄机；因而，采用了提取药物成分的新方法，即运用低温方法而提取青蒿素成功，终于研制出比传统治疟良药奎宁更为有效的抗疟药物青蒿素。时隔40多年，当年功臣之一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员与年获得拉斯科医学奖临床医学研究将，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该讲的大陆科学家。
葛洪作为一名道教史上金丹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医药学领域内的创获还突出地表现在制药学领域。大家知道，道教金丹术（外丹）以金矿物为主要原料，用水火相继的方法人工炼制仙丹，虽然其目标是虚幻的，但它扩大了药物的来源和品种，提供了化学制药的技术和设备，客观上促进了化学制药的创始与发展，成为近代化学制药的先声。葛洪在长期的金丹实验和济世行医活动中，十分重视五金八石等矿物性药物和以此为主要原料炼制的丹药。他在《抱朴子内篇》卷11《仙药》中对一些矿物药物的药效还做了专门研究。不仅如此，葛洪在传统医学史上还率先将金石类无机药物和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各种丹药应用于临床治疗中。例如以盐水用于霍乱、腹痛、伤寒、中风、胸膈上痰的引吐、疮疡伤口的清洗；水煮磐石渍足治猝死；炼矾石末贮囊置腋下治狐臭；以芒硝、大*、生地*汁合剂治“服食药过剂”者；以水银、胡粉、猪脂合药治疮疱。葛洪还在《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中指出雄*随身佩戴可以防蛇咬，并且“蛇若中人，以少许雄*末内疮中，亦登时愈也”。
道教炼丹有一整套药物炼制、炮制方法，如飞、升、抽、伏、制、煅、点、灸、浇、研、封、养、淋、渍等等。这些方法对传统本草学的炮炙技术有深刻影响。刘宋时期道医雷斅系统总结了5世纪以前药物采集修治、加工炮制的经验知识，汲取了道教炼丹术的药物加工技法，撰写了中药史上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大大推进了传统制药学的发展。
如果说葛洪对传统医学的贡献主要是在治疗学领域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位著名道医陶弘景则主要是在药物学即本草学以及养生学领域著称于医史。陶弘景字通明，自号花样隐居。
《梁书·陶弘景传》称陶弘景“性好著术”、“尤阴阳五行······医术本草”。陶弘景一生著术甚丰，著有《本草经集注》、《效验方》、《药总诀》、《补阙肘后百一方》、《养性延命录》、《养牛经》、《古今刀剑录》等多种著作，借多已散失。但其医学创获仍然可以从其所著的《本草经集注》残存本中窥见一二（本世纪初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为研究陶弘景医学思想提供了珍贵资料）。《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医药著作的代表作，是他在长期采药。用药实践基础上完成的。自序云：“隐居先生在乎茅山岩领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大家知道，汉代《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次对药物进行较全面、系统的分类著录的本草学著作。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又陆续有《蔡邕本草》、《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等新的本草著作面试。这些著作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魏晋以来所发现的新药，但其体例都不够系统，内容也比较简单，并且有许多失误。如同陶弘景所认为的：“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因此，陶弘景下决心勘订整理本草著作。陶弘景经过艰苦努力，在认真整理和校订《神农本草经》味药的基础上，又选了《明医别录》所载的味药，共计味药“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匹畛物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本草经集注》所收录的药物品种比《神农本草经》多了一倍，其内容包括药物炮炙和配制方法、诸病通用药、中毒解救法、服药后的毅忌、药物不宜入汤酒、药物畏恶等等七情和四季药物相使等，是对五世纪以前药物学的一次全面综合和总结。
《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系统收集归纳前人养生理论和方法而撰集的一部分重要道教养生著作。陶弘景采集“上自农*以来，下及魏晋之际”诸家养生精华，经过“删充繁芜，类聚篇题”而成《养性延命录》上下两卷。全书共六篇，分别冠以“教诫篇第一”、“食诫篇第二”、“杂诫忌禳祈害篇第三”、“服气疗病篇第四”、“导引按摩篇第五”、“欲女损益篇第六”等篇名。《养性延命录》在系统归纳总结前人养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养生理论和方法，堪称魏晋之际道教医学养生学集大成著作。其中所收集、征引的魏晋以前的养生著作多达三十多种，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辑录了一些早已散佚的早期养生学著作，如晋代著名养生家张湛的《养生要集》，使其精华部分得以留存至今，泽被后世，弥足珍贵。
《养性延命录》不但具有版本学、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其所总结阐发的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在道教医学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认为养生既是修道。他从贵人重生的道教生命哲学观出发，反复论述了养生在修道德意义和必要性，强调养生与修道是统一的；指出“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必须做到“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这种将养生与修道视为一体的思想对道教影响甚深，为道教确立“生道合一”的基本教理奠定了基础。
其次，突出强调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积极预防养生思想。陶弘景认为人之天寿、性命长短操之在我。修道之人如果平时能加强身心修养，注重生活禁忌，善于运用各种手段、方法进行调理，就能使身心处于良好状态，防止疾患萌生。并探讨了具体的预防疾病措施，即对疾病的预防要从身心两个方面入手，综合的运用存神、服气、导引按摩、服饵、食疗、房中等手段。陶弘景所提炼出的一整套养生理论和方法，既是对以往道教养生经验和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为道教最终形成修性与修命病种（养神炼形，形神兼养）、动静结合、众术合修的医学养生模式打下了理论基石。唐代著名道医孙思邈就将上述养生大要刊载于他的医著之中，成为道门和社会奉行的养生的养生原则。
第三，讲求饮食卫生、起居宜禁的养生思想。陶弘景云：“百病横夭，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为益亦多，为患亦切。”即认为合理调配饮食有益身心健康，而暴饮暴食则损人年命。“食诫”篇还阐述饮食卫生之道，诸如“食不欲饱”、“食毕当行”、“饱食勿大语”，谨和酸、咸、甘、苦、辛五味等等。陶弘景继承道门重养生禁忌的思想，认为之所以会伤生，主要是不知宜禁，过用而伤生。故在《杂诫忌禳害祈善篇》中对日常生活起居养生禁忌作了比较全面阐述，云：“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凡远思强健伤人，优忿悲哀伤人，喜乐过差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热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这些观点为唐孙思邈所继承，并得到后世养生家所重视。
此外，《养性延命录》中还有丰富的“服气疗病”治疗学思想以及“御女损益”性医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医学不仅在治疗学、药物学方面，而且在针灸、外科学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方面，道教医家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在针灸学领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学家——鲍姑。鲍姑，名潜光，葛洪之妻。《鲍姑传》云：“鲍姑者，南海太守鲍靓之女，晋散骑常侍葛洪之妻。”鲍姑擅长灸法，行医济世足迹遍及南海、番禺、博罗、广州、惠州等地，其事迹当地方志多有记载。鲍姑善用越秀出产的红脚艾治疗赘瘤与赘淀，“效如桴鼓”。
在外科领域，晋末出现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又称《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该书为南北朝时齐龚庆宣传集是一部专论因服石而产生痈疽的诊断治疗方书。众所周知，魏晋时期道教长生成仙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服石之风。所谓服石，是服用食药制成的药剂，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最流行的是五行散，即将“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矿物药研成粉末作散剂服用。因服后身体烦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所以又称“寒石散”。服石过量不仅会引起身体“喜寒”的异常反应，而且会诱发各种“石发”、“散发”之类的毒性石证，在临床上表现为发烧，生大痈疽、全身溃烂、神志癫狂等证候。晋代医家皇甫谧也曾热衷于服食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与医学关系的日趋紧密，道教医家已经成为推动传统医学向前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道医对当时徐氏医学世家的影响上清楚的看出来。据《南史》卷三十二《张邵传》及《北史》卷九十《徐骞传》等史书记载，在南北朝时期，浙江一带出现了我国医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医学世家。在这个家族中，自徐熙以下至徐之才，供出了六、七十代十多位载誉史册的名医。徐氏医学世家的道教医学色彩相当浓厚。第四代传人徐骞身上也表现出得十分明显，据《北史》卷九十《徐骞传》记载，徐骞，自成伯，与兄文伯皆善医药，能为人隔幕把脉诊疾，受到魏高祖器重。成伯擅长道教法术，常自制道符吞服疗疾，“年垂八十而鬓发不白”。成伯还“欲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人居嵩高······历岁无所成，遂罢”。这些都毋庸置疑的表明了道教医学对徐氏医学世家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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