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杰出医家、被后世尊为“医圣”的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论?自序》中即有通医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之语，提出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自我“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这种明确的自诊疗思想，出自“医圣”之口，应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
如西晋著名学者、医家皇甫谧(-，字士安，今甘肃灵台县人)于晋初甘露年间50岁时患了风痹之证及耳聋，因而学医。他深入专研针灸之学，结合自身病况，探索人身的脉络与穴位，并学以致用，其疾患经自我诊治，“百日”而愈。皇甫氏享年67岁，在当时也算高寿了。后并著有《针灸甲乙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被后世誉为“药王”的孙思邈也有类似经历。孙思邈(约-)，世称孙真人，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唐初著名医家。
孙氏“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于是青年时有志于医。他手不释卷，虚心求教，医道渐精，不但亲邻病痛多所救治，而且“在身之患，断绝医门”，自身疾患也经自诊疗而愈，再也不用外出求医了。
孙氏享年岁，是中国古代罕有的高寿者。他曾积八十余年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是集唐以前医药大成之作。孙思邈知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至明清，有自诊疗经历者也屡见不鲜。
如明代著名医家缪希雍(约-)，字仲醇，常熟(今属江苏)人。幼习儒，后因患疟，延医久治不愈，于是翻检方书，选方自治而愈，从此习医。享年亦过古稀。缪氏精于本草，著《神农本草经疏》30卷，在明代本草著作中首次据《神农本草经》注疏药理，影响甚广。另撰有《本草单方》、《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书，均为医药名著。
清代名医陈念祖的故事则较为有趣。陈念祖(-)，字修园，长乐(今属福建)人。陈氏少习儒，又随祖父学医。他40岁时中举，曾任威县(今属河北)县令等职，医术亦闻名，为儒医。一次他到恒山赈灾，积劳成疾，并至危重，延请多名医生诊视也无能为力。后至夜半，他神识稍清，就自拟方药，结果服一剂病情好转，二剂而愈。陈氏撰有《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又题《南雅堂医书全集》)。
自诊疗之所以在古代士人中常见，与他们普遍好医、习医、知医有关，在这方面他们既容易产生兴趣与志向，又具有天然优势。一方面，医理体现着天地之理、易卦之道，又与人世纲常相结合，使文士尤其儒生逐渐不再以医药为方术小技，而视之为仁术良技。他们以知晓医学为荣为乐，把医道的“救世济人”与儒生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和仁民爱物之意相通，更何况医道还可以直接践履孝道伦常。
在这一背景下，早在汉时贾谊就有“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卜”之说，至宋时范仲淹又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论。
另一方面，从思维模式与文化底蕴的角度看，中医学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化的关系同根同源，本为一体。中医的天人相应、阴阳五行、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与儒家的思想体系极为吻合，二者不仅在语言上沟通，而且在最深层的思维模式上相通。而文士知书达理，有较高的文化底蕴，学习中医就相对容易，谚曰“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就形象化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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