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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道教的创立而肇始于汉末，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在唐宋发展至鼎盛，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宝。前不久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其提取青蒿素的技术环节就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在大力提倡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如何汲取道教医学文化营养，并适应时代要求，成为我们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
道教医学有其鲜明特色，其医学模式是一种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信仰治疗为一炉的综合性医学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论、人天观和身心观基础之上。今天我们研究道教医学，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弃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现代价值、意义的部分，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保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以医传道：古之初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
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系。道教医学不仅是道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流派。
道教医学有其鲜明特色，其医学模式是一种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信仰治疗为一炉的综合性医学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论、人天观和身心观基础之上。道医善于运用精神、信仰疗法和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和信仰治疗；道教医学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入手，而且还注意到外界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强调对外界环境的“治理”，此乃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在道家生命观、疾病预防治疗观指导下，在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之上，道教医学逐渐形成其独特的生命哲学思想、藏腑经脉体系、病因病机思想和疾病治疗预防技术。其中道教养生术以“治未病”为要旨，得到代代传承。道教医学对中医基础理论、药物、方剂、外科等方面的影响尤为深刻，对民间医药等发展也具有巨大的影响。
道教医学随着道教的创立而肇始于汉末，晋代就有“道士医师”出现，至清末还明确提出了“道医”的概念。道教在其修炼理法的建构中都重视和发挥传统医学理论的作用，树立了道门借医理弘扬道法的典范，对后世道教与医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以医传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以医传教”，另一方面“借医弘道”。因此，道教与医学发生交叉叠合是必然的结果。就其历史渊源而言，道教医学的源头可以远溯到原始宗教之巫术医学，而它的直接前身则是秦汉时期的方士医学。由巫医到方士医，再由方士医到道医，这便是道教医学前期孕育和演化的三部曲。道教医学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医学，具有历史传承性、多样包容性与实践性三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道教医学在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之后才出现，通过对以往时代各种医疗实践经验的继承而逐渐形成。例如，祝由符咒疗法就是对上古时代巫医治病术的继承；其外丹服食术、内丹术则是继承了以往时代服食、内炼养生的理论成果，并经过历代道门中人的大量实践总结而成的。值得重视的是，道教医学还通过历代道教医家、养生的独特发展逐渐形成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既有生命哲学思想，亦有其独特的藏象理论体系、病因病机与疗法体系等方面。
其次，道教医学体现了道教杂而多端的个性，道教医学理论几乎包容了自上古时代以来的各类医学理论与技术，其却病养生的形式则灵活多样。以养生术为例，诸如行气、导引、存思、辟谷等方术均被纳入。
再次，道教医学的实践性。自东汉时期，早期一些道教，如东汉顺、桓之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在初创之时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采用了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治病方法。各种延命长生方术的实践性特征更加突出，除了用于达到长生的宗教性目的外，均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如果说在汉代道教始创时期，道教与医学的紧密联系多是出于宣传教义、广纳教徒以扩大教势，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以医传教的外在功利性目的的话，那么，随着魏晋时期葛洪神仙道教体系的建立，上清派、灵宝派的形成以及南北朝时期道教本身的进一步改造、完善，这种联系就成为道教自身发展所必不可缺少的内在要求了。
首先，东晋时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论的建立，使得道教基本教义从早期“去乱世、致太平”的救世学说发展成为专注于企求“长生久视”和“度世延年”，这在道教理论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这一转变的完成，使长生不死、羽化登仙成为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炼追求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修道长生的这一度世目的，首先要却病延年，《真诰》指出：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
由于医药的作用正是在于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故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和技能是道徒进行“自救”并进而“济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其次，道教本着“内修金丹、外修道德”的宗教伦理实践要求，认为行医施药是一种济世利人的“上功”与“大德”，也是长生的一种先决条件，即所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葛洪从道教义理的角度和层次上，深刻阐明了医药在长生成仙、济世救人的修道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为道之人必须兼修医术的主张，得到道门中人的普遍认同。因此，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上清派和灵宝派的相继出现，道教与医学的关系更加紧密。上清派、灵宝派的修持理论（尤其是上清派），是结合传统医学理论进行建构的。这一时期道教逐渐将医学这一手段运用的重心从“以医传教”转向“借医弘道”，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了道教与医学的交融。
2医道融通：历代道教医家及其医学创获。
随着道教与传统医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魏晋以来，历代修道而兼通医术者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并且入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有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嗣伯、顾欢、徐骞、张远游等。此外，葛洪之妻鲍姑，上清派、茅山宗宗师陶弘景精于针灸、医药和养生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努也是一位道教医家。这些著名道教医家在传统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魏晋时期的著名道医首推葛洪。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少年好神仙术。葛洪的医著甚多，除了专述养生服食方者外，其医学价值最高的首推《金匮玉函要略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三卷，现仅存《肘后备急方》一书。书中提出了—个重要的医学思想：即医生处方用药要以“价廉、简便、灵验”为原则，选择和实施医疗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实用”的临床治疗学思想。
这一颇有创意的治疗学思想，是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医家在继承《*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所奠定的一些治疗学原则，诸如辨证论治、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原则基础之上，在长期的济世行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以其独创性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治疗学思想。基于这种医学思想，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所选载的方药多为民间常用的单方、验方，药味简单，便于采用。诸如常山治疟、麻*治喘等。像这样一类药物大都是乡野之间、沟旁篱下就能采集到的，不必病家花钱。
即使有需要购买的，其价钱也是非常低廉而且容易购得，可为一般寻常百姓人家经济能力所承受。葛洪还在书中介绍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外治法，如针法、灸法、角法（拔罐）、推拿、热熨、蜡疗等。其文字通俗，叙述简练，所列针法、灸法不记穴位名称，只谈具体部位和分寸，使得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易掌握，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葛洪作为—名道医，其对传统医学的融摄与创获不仅体现在他的医学思想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其具体的医学成就上。尤其是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葛洪取得了许多堪称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对伤寒、痢疾、时行、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尸注（结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医学创见。
例如，葛洪对天花的流行及发病症状的认识，是世界医学史公认的对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的最早记载，它比阿拉伯医生雷撤斯对天花的描述早了年，在医学史上弥足珍贵。葛洪关于沙虱病（此病也叫“盖虫病”，是远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日本的同类记载早了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年，日本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证实，正是葛洪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恙螨将寄生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了这种急性传染病。
年10月5日，传来一则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评选消息：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员因为发明了青蒿素治疗疟疾药物，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从而与另外二位科学家共同获得年度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这一消息令人振奋，作为一名从事道教医学研究的学者，笔者更是感慨万分。屠呦呦研究员在青蒿素提取的技术环节受到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在《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载有：“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如果说葛洪对传统医学的贡献主要是在治疗学领域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位著名道医陶弘景则主要是在药物学即本草学以及养生学领域著称于医史。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梁书·陶弘景传》称陶弘景“性好著术”、“尤明阴阳五行……医术本草”。陶弘景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本草经集注》、《效验方》、《药总诀》、《补阙肘后百一方》、《养性延命录》、《养牛经》、《古今刀剑录》等多种著作，很多已散失。
但其医学创获仍然可以从《本草经集注》残存本中窥见一二（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为研究陶弘景医学思想提供了珍贵资料）。《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医药著作的代表作，是他在长期采药、用药实践基础上完成的。
自序云：“隐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大家知道，汉代《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次对药物进行较全面、系统地分类著录的本草学著作。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又陆续有《蔡邕本草》、《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等新的本草著作面世。这些著作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魏晋以来所发现的新药，但其体例都不够系统，内容也比较简单，并且有许多失误。
如同陶弘景所认为的：“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因此，他下决心勘订整理本草著作。陶弘景经过艰苦努力，在认真整理和校订《神农本草经》味药的基础上，又选了《名医别录》所载的味药，共计味药，“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本草经集注》所收录的药物品种比《神农本草经》多了一倍，其内容包括药物炮炙和配制方法、诸病通用药、中毒解救法、服药后的宜忌、药物不宜入汤酒、药物畏恶等七情和四季药物相使等，是对5世纪以前药物学的一次全面综合和总结。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可谓代代有之。在历次编修刊行的《道藏》中收录有为数不少的医学论著和大量涉及医药养生内容的道经，丰富了中华传统医药学宝库。尤其是其中极富实用价值的道教养生、卫生方法和行之有效的抗老延龄秘方，更是中华传统医药文化中的瑰宝。
3道教医学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民间历来有“医神”、“药神”崇拜的习俗，这种医神、药神崇拜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众所周知，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多功利性的显著特征。而人与神之间最迫切的功利要求，莫过于祈福禳灾、祛疾除病，所以民间十分崇拜能消疾除患的各种医神、药神。历代有关道教医家悬壶济世的传说与笔记小说很多，且多富有传奇色彩，颇能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这就使得道教医家备受民间百姓的敬仰，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至于被奉为医神、药神加以供奉。在全国各地建坛设庙祭招供奉的形形色色医神和药神中，除了像扁鹊、张仲景这样的著名医家外，更多的是道教医家，如董奉、鲍姑、孙思邈等。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充分说明了道教医学广泛的社会影响。
不过，古老的道家文化不仅仅只是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把玩的“古化石”，也是透视现实社会的“活化石”，其精华有其现代性意义和价值。道教医学作为传统医学的一门重要分支，以治疗未病为特色，并且从其独特的生命观、疾病观出发，发展出其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并传承至今。因此，继承和发扬道教医学养生术的精华，还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社会，人们往往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即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日趋剧烈，致使人们整日奔波于生计，无暇顾及养生之道，一旦患医院求医吃药，把吃药作为医病的唯一手段，将药物治疗奉为维护生命健康的至宝。这种观念对生命健康有不利影响。《*帝内经》告诫人们要重视疾病预防，在疾病还未发生之前就积极进行预防，“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高明的医生治病的着眼点在于注意平时的预防，提高人体的自身抗病素质，重在防患于未然，这就是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道理。而如果平时不注意进行养生保健，当病已经发生了，这是不得已而治之。道教医学是以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死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因此历来重视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被道教奉为经典的《道德经》中就已有防患祸害的思想。老子说过：“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就是说战争以后由于死亡人数剧增，必然引起疫病的流行和荒灾。葛洪生活在社会动荡的东晋时代，亲眼目睹了瘟疫流行所造成的惨状，自然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防治。他主张治疗疾病的关键，首先在于防止疾病的发生，要把病患消灭在发生之前，即所谓“消未起之患”和“治未病之疾”。
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应及早进行。“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不仅如此，葛洪甚至把在养生保健、预防疾病问题上能否懂得从细微入手，防微杜渐，看作衡量一个人是否知“道”的标准。他在《抱朴子内篇》中说：“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在葛洪等道教医家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修身养性中能“务谨其细”，做到防微杜渐，那么他就几乎是懂得“道”的内涵了。反之，如果“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那么将“百病兼结，命危朝露”。
道教养生方术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自然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我们下大力气挖掘研究，古为今用。当然，限于历史条件，道教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其中包含有一些宗教神秘主义的东西。今天我们研究道教医学，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弃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现代价值、意义的部分，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保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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