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去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来势汹汹，短短数日，感染人数呈现几何倍数增长。这场疫情席卷国内外，使一座座城市陷入瘫痪，进入病态。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广大中国人民从疫情爆发到如今尚未结束，从未惊慌失措，而是上至国家领导决策，下至四面八方的医护人员，乃至每一位与疫情控制和扩散息息相关的普通群众，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守护我们的家园，保卫身边每个人的身心健康，众志成城共战疫情。
在这场声势浩大、团结一致的抗疫中，无数医疗人员为我们冲锋陷阵。无论是不辞辛苦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还是争分夺秒潜心研究病毒疫苗的医学专家，都为战胜这场疫情，守卫我们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此疫情防控战，我们都熟悉了诸如钟南山院士一般的人物，他们始终站在抗疫一线，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医术和坚强的意志，敢为人先，勇于实践，改变了我国疫情防控的情形。
图钟南山院士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大小瘟疫，多达三百多次，中国历史就是一篇战疫史。我们不禁想：现代医疗技术发达，信息交流沟通便利，因此我们坚信最终一定会战胜疫情。但是在我国早期，各方面都不够完善的时候，中国人民又是如何战胜一次次危及生命的爆发性疫情的呢？答案就是：中医药功不可没。
从古至今在中国抗击疫情的道路上，中医从未缺席。而在建国初期战胜疫情的艰难过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个人在中国所有从事中医药学的人眼中，绝对是一个值得一生学习崇拜的人——蒲辅周先生。
二、活人济世，改名“辅周”，是为中国中医界的一代宗师
蒲辅周先生是四川梓潼县人，清末光绪十四年生。先生出生的家庭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世家，尤其擅于治疗伤寒病，祖父蒲国祯创始“蒲氏中医”，父亲蒲显聪尽得家族真传，是为“蒲氏中医”第二代传人。祖上父辈皆以治病救人为业，为各路乡里人所知。
蒲辅周先生家中有兄弟姊妹共七人，先生居长，家中以行医为生，因时常接济周边穷苦人家，过得十分清贫。蒲辅周先生幼年时，靠着母亲娘家的资助，七岁在乡镇里的私塾读书习字，认真刻苦。受家中长辈耳濡目染，先生自小便有治病救人之志。祖父对此甚感欣慰，在蒲辅周十一岁时，便开始给他讲授医学古籍，与他讨论医学知识。
几年下来，在祖父的悉心教导下，蒲辅周也懂得了不少医理知识。于是，少年时的蒲辅周便随祖父白天出门临床问诊，夜晚在家研读医学书籍。经过三年的研究苦读和临床侍诊，蒲辅周掌握了多数理论知识，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蒲辅周本名并非“辅周”二字，而是后来改成了这个名字。在处处皆是饿死骨的旧社会，先生见多了贫穷、落后的旧时代，带给穷苦农民的苦难生活。人们生存环境恶劣，故瘟疫频发，穷人有病无钱医，只能绝望等死。先生心中始终铭记先辈“医乃仁术”的教诲，成年之时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困弱、周济病贫之意。
图蒲辅周先生
在家乡行医时，蒲辅周先生已享有盛誉，治病救人从不论及病人身份地位。且先生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曾经因为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先生毅然决定停诊三年之久，闭门读书，反思己过，先生的严于律己，乡里父老皆称赞不已。
先生时常教导弟子：中医药学问博大精深、广博而深奥，没有学无止境，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是无法真正掌握的。因此先生对于每一部医学典籍，每一篇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从不随意对待，一字一句认真研读，读完之后再反复研读，从中领悟新的医学知识。
先生为人正直，时常仰慕古时范仲淹之举，不仅深谙医学之道，而且热心于公益事业，为救助贫苦百姓尽己所能。他曾被选为梓潼县的商会评议员，组织了当地二十余位有名医生，在家乡建立了“同济施医药社”。先生联合这些志同道合的中医，在医药社内轮番值班，为来访病人免费施药看病。随后先生还在当地倡导建立“平民教养工厂”、“施棺会”等多个慈善公益事业，以医学之能帮助更多的贫苦之人。
蒲辅周先生活人济世，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是方圆几里内德高望重的好医生。无奈正值动荡时期，先生遭到当地权贵的嫉妒，为笼络民心，地方权贵想要招揽先生。但先生不屑与他们同流合污，遂于年离开家乡，来到成都行医。这已经不是先生第一次来到成都，早年间先生就曾在成都开业，治病救人，已有盛名。
图旧社会老照片
此次回到成都，先生亦创办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当地的药堂签下合同，由他为无钱抓药的病人免费诊断后，再去药堂抓药时不收分毫，而抓药的费用就记在他的账户下。周边穷苦人家在先生的接济下，不仅能免费看病，还能白拿药材，都对先生感激不尽。
先生药方具有奇效，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且先生为人和善，治病不论贫富皆尽心尽力，常常与病人谈心，缓解危急病人的焦虑，帮助病人康复。一时间，蒲辅周先生成为了成都妇孺皆知的名医。
虽然蒲辅周远在成都，但对家乡的亲人和百姓都十分挂念。年，梓潼县霍乱流行。蒲辅周听闻此事后，急忙将自己积攒的银元和治愈此病的药方交给弟弟们。要他们抄录药方多份，在家乡四处张贴，并广加宣传。
同时，还要求他们将所汇去的银两拿去照配方抓药，以半价发售给病人，如若病人没有钱买药，就不收一分钱。在他的良苦用心下，梓潼县的霍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蒲辅周先生治理的瘟疫不止一次，年夏末，成都爆发了麻疹，患病多为儿童，发烧不止，疹毒在皮下发不出来。许多医生用常规方式治疗，却不见成效，患病儿的丧生数量与日俱增。
图中药救麻疹
先生心急如焚，不顾自身安危，深入观察病人，研究病人症状，苦苦探讨中医古书。时疫爆发几天之后，终于从一本书籍中得到启发，断定此次麻疹爆发和成都多日的梅雨天气有关。于是改用温化的方法，加入了一味药材，成功把患者皮下的疹毒逼了出来，化解了成都小儿麻疹的危机。在此之后，这种方法广为流传，被用于诸多方面。
蒲辅周先生是一位富有临床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懂得辨证论治的中医理论家。在他看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令气候、不同的病人，都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病情的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救治手段，不能用死方法来医治活人。
先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看书而不全信书，为验证书本知识，敢于实践。曾经对书中的“十八反”产生疑问，于是捣碎四两葱白成泥状，加入半斤蜂蜜，搅拌均匀。放置半日后，隔半个小时喂给小狗吃，一段时间后发现小狗并无异样，随后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由此证实“十八反”中并不全然正确。先生屡次以身试药，探寻不同药方的奇用，在医药学方面颇有研究。
蒲辅周先生是“蒲氏中医”的第三代传人，是当代中国中医界公认的一代宗师。先生一生勤于治病救人，著作较少，除了发表几篇论文外，并没有什么系统的书籍出版，他的临床经验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留于后人的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图《蒲辅周医案》
三、运用“白虎汤”，治愈56年流行病乙脑炎，成功扭转疫情
年，蒲辅周和其他著名的中医专家奉命进京从事中医临床和科研工作。同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建立，周总理为其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进京前，蒲辅周先生不忘回家探望家乡的群众，于是回到了梓潼县，自发地为家里的百姓挂牌义诊，晨起出诊，昏后收摊，三日未停歇。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爆发。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医疗水平不够先进，治疗设施不够完善，疫苗研发进程也十分缓慢。乙型脑炎又是一种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开始的时候，治疗这种病情还未采用中医药治疗的方法。华北地区石家庄在爆发疫情后，组织了以郭可明为主的七人治疗小组，采取了中药白虎汤结合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式疗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随即这种方法便在全国普及开来。
然而待年乙型脑炎传染到北京时，再次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却未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患者反而高烧不退，疫情大有蔓延之势。在此紧急情况下，周总理派出了以蒲辅周先生为首的治疗小组，寻找化解北京疫情的方法。近七十岁高龄的蒲辅周先生亲自带人，医院，医院的医生共同进行会诊。
图蒲辅周（前排右一）
蒲辅周先生作为中医专家，在仔细对比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不同爆发地区及不同感染症状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采用辨证论治，结合中医理论和实际情况，提出在“白虎汤”药剂的基础之上，采用宜解湿热的药物，最终治愈了大量患者，使疫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四、治愈周总理癃（lóng）闭症，是深受总理信赖的保健医生
蒲辅周先生晚年声名显赫，在中国中医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先生虽地位尊贵，但始终以行医之责要求自己，一生七十余年都坚持在临床一线，一直在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医生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责，从未有半分马虎。
蒲辅周先生本是四川人，后被调到北京任职，同时成为了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先生治病救人，从不怠慢，对待病人不分地位高低，问诊用药不求药材名贵，只要有效就是好药，更不接受病人一分一厘的回赠。
有一次，叶剑英请蒲老看病，问道：“有的大夫给病人看病开方，用的是鹿心这样名贵的中药，究竟鹿心与其他动物的心脏有什么区别呢？”蒲老先生答道：“鹿心虽然名贵，但在医疗效果上来说，也只是以心补心罢了，它与羊心、猪心这些寻常动物的心并无大异。而且，鹿心放置久了就会腐败掉，吃了反而会对人的肠胃有危害。”
图叶剑英
无论是在家乡梓潼，还是在成都鼓楼，抑或是在北京的研究院，蒲老先生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方，长期在农村为劳动人民医治。他认为药品能治病救人就是珍贵之物，本身没有贵贱之分。在乡下治病的时候，蒲老时常就地取材，到山中野地里挖掘药材，日常生活中一些医生不用的药材，如水牛角、韭菜、莲藕等，也会被蒲老小心收好，发挥奇用。
先生平易近人，时常关怀身边的同志，自身生活清贫，对待困难的群众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却从不提什么要求。
蒲辅周先生深受周总理的信赖，屡次治好了总理身上的疑难杂症。有一次，周总理患上了癃闭症。许多医生一筹莫展，蒲老先生开了一剂汤药，治好了周总理身上的病痛。周总理后来想起此事，在一次与蒲辅周先生聊天时问他：“为什么你给我开的药这么灵呢？”
蒲辅周幽默地回答道：“因为别人把你当做总理来医治，而我是把你当做病人来医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治的，可是病人的病是医生可以医治的。”可见蒲老中医对待病人的纯粹，对作为医者的初心和原则从不会因任何东西而发生改变。
周总理时常挂念蒲老先生的身体健康，关心蒲老先生家里的情况。一次，周总理听说蒲老先生家的收音机破旧了，就将自己的外访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了蒲老。
周总理还称赞蒲辅周为“懂得辩证法的高明中医”。蒲辅周先生不论是在早年以身试药，验证书本知识，还是在后来的成都救治小儿麻痹，抑或是在建国后的北京控制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扩散，始终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出发点，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为后世提供了很多辨证疗法的成功典型案例。
图周总理
在蒲辅周先生生病的时候，周恩来时常会亲自探望，如果公务繁忙，无法前去看望老先生，就让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代为看望。蒲老先生觉得自己已经七老八十了，生些小病在所难免，还要麻烦总理来亲自看望，内心过意不去。
周总理也清楚蒲老先生内心的想法，就对蒲老说：“你为我们的保健负责，我们也要对你的保健负责，彼此不都是一样的吗？”周总理为了蒲老的身体着想，还特意嘱咐其他首长不要轻易惊动他，让他安心养病。同时叮嘱老先生：“要好好保重身体，一般的病就让你的学生去就行了，你的健康长寿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五、振兴中医路漫漫，蒲式中医不停歇
年，蒲辅周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一代名医蒲辅周，“蒲氏中医”的第三代传人就此长眠地下，永绝人世。在他的逝世的第二天，北京八宝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蒲辅周先生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聂荣臻、张鼎丞、蔡畅前去悼念。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常委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中华医学总会、北京市卫生局等机构都为先生送上了花圈。
蒲老虽然离我们而去，不能再在世上行医救人了，但是蒲老的从医精神和人格品质及医疗经验都是十分宝贵的，是需要后世一代代从医之人永久流传下去造福世人的。
记得一次，蒲老的弟子陈鼎祺跟随着周总理去看望蒲老先生，在离开的时候，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陈鼎祺说：“蒲老已经是胡须花白的古稀老人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他的医风，继承好他的学术思想，把他的从医经验抢救过来。”这段话对陈鼎祺来说意味深长，不敢忘怀。如今陈鼎祺已至花甲之年，几十年来始终遵循周总理的嘱托，致力于促进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图陈鼎祺
周总理还曾亲自嘱咐蒲老的亲传弟子高辉远，一定要把蒲老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整理出来，由后人继承下去。高辉远等人经历几年的梳理整合，终于汇集成了一本手稿。
这本手稿在阴差阳错下始终未能出版，随后周总理又问高辉远，有没有总结出蒲老的医学经验，高辉远只能把未出版的原因如实向周总理讲明。周总理听后，认真翻阅了这本手稿，亲自写下了出版批示，同意对这本手稿予以出版成书。年12月，《蒲辅周医案》得以问世。
在蒲老去世后，他的儿子蒲志孝也深得蒲老真传，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为了“蒲式中医”的第四代传人，一生都在为中医的继承与发展费尽心力，并做出了较大的成就。
近现代以来，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遭遇了重重阻碍。在建国初期，北京卫生院的领导就曾说过，中医只不过是旧社会百姓精神慰藉的工具罢了，称中医医生为“封建社会封建医”。
时至今日，随着现代西方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中医文化的精髓似乎如同蒲辅周先生一般，被世人所遗忘。
中国的中医药文化承载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厚重底蕴，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珍贵财富，是祖国医学文化的宝贵遗产。即使于世界而言，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知识宝藏。
现如今，很多国人却觉得中医不行，中医疗效慢，中医没有多大作用。殊不知，中医在中国抗疫史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没有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医伴随着我们的民族在一次次天灾人祸中生存下来。
中医的发展不能单纯地停留在表面，后人学习中医，以中医治人要学会不断挖掘中医的内涵，对于中药的研究不能滞留在已认知的层面，要不断深入研究。蒲辅周先生曾说，学习中医，必须要有持之以恒不断深入之心。而这种精神对于现代人来说，往往是最欠缺的。
犹记得网上一个老中医在接受采访时，几近声泪俱下地说着：“中医不是不行，而是没有中医大夫了，总不能让七十多岁的人去救治病人吧？”
六、结语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为医者，蒲辅周先生宅心仁厚，活人济世；为师者，蒲辅周先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为尊者，蒲辅周先生廉洁淳朴，与人友善。
蒲辅周先生用一生践行了“辅周”二字，关爱劳苦大众，弘扬中医文化，不为名利，一心为人民服务，老而弥坚，不愧为当代“国医圣手”。
中医文化的渊博在蒲老先生身上可窥见一二，但凡学习中医之人，自当学习先生的医德、医术、医风，同时也要在中医的传承中注入时代的新鲜力量，为中医药的再焕新生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