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期）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
——刘伯承。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能被以“孙武”誉之的人，也只有他，即刘伯承。之所以能够得此美誉，主要是因为在刘伯承身上，融合了很多非常鲜明的特点，比如刘伯承身上既有传统的军人古风，又有新时代军人的雄姿，既有军事家的指挥艺术，又有政治家的见识和高度。本篇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认识一代元帅刘伯承。
第一是：出身。
年12月4日，刘伯承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出生。
刘伯承的家庭虽然经济不是太好，但却是读书之家。
刘伯承的父亲叫刘文炳，全心读书，心系功名，希望通过科考取得上升之路，以此光宗耀祖。因此，在刘伯承出生后，其父对其也是深怀希望，盼着儿子以后能够通过读书考功名。结果，在刘伯承5岁时，就被父亲送进私塾学堂开始念书。
刘伯承聪明刻苦，书念得很好，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刘伯承的父亲带着12岁左右的儿子一块去参加科举考试。说起来，这一次科举还是比较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这次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考试史上最后一次。12岁的刘伯承虽然在这次科考中没有取得什么功名，但却意外成为了科考终结的在场者和见证者。
实际上刘伯承父亲刘文炳在第一轮考试中，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已经榜上有名，如果不出意外，可能会考取不错的成绩，但是期间遭人举报，说起祖辈有人干过吹鼓手，这是一个比较低贱的职业，这类职业的从业者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因此父子二人被驱逐出了考场。回去过了一年左右，刘文炳便病逝了。其病逝之因，与其科场失意关系极大。（常识备注——在清朝，这四类人不能参加科举：第一类是府衙杂役子孙；第二类是从事乐艺人员的子孙，比如吹鼓手、戏子等；第三类是丐户、疍户的子孙；第四类人是其他奴隶的子孙。）
父亲去世后，原本状况不好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刘伯承连上学的条件也没有了。被迫无奈，只好辍学回家，稚嫩的肩膀不得不撑起家庭的重担，开始经受生活的苦熬。但是这种遭遇和经历，对于他以后的人生之路、革命之路却并无坏处，因为这些遭遇和经历让他更早从传统陈腐的科举梦中清醒，也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是：军神。
时至年，辛亥革命爆发，该革命运动之目的，就是要推翻清政府。对于因为身份问题被赶出考场的刘伯承而言，这是永远的伤痛。因此，该运动一起，他立即就响应去参与了。要知道，当时清朝末期虽然风运动荡的，但是清朝已经立国数百年，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去参与推翻这个“庞然大物”，还是心有余悸的，或者说风险极大的，因为运动一旦失败，就会面临杀头、株连家人的风险。
当刘伯承和朋友们一块论及此事时，大伙均不赞成，不看好这个事，但刘伯承却慨然说道：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
就这样，刘伯承投身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开始了正规的专业军事课程学习。在这里，一共学了10个月，主要学的是《孙子》等古代军事典籍。这些系统的古代军事典籍的学习，对于刘伯承以后的军事之路，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的。
在学堂毕业之后，刘伯承进入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正式开启了的军事生涯。在刘伯承的军事生涯中，其赫赫战绩多有记载，但有一件事颇为值得一说，便是“军神”称号的来历。
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刘伯承于年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次年年回到四川，组建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年，刘伯承带领队伍攻打丰都县城。年轻的时候，刘伯承作战十分勇敢，总是带队冲锋。结果在这次战斗格外激烈，刘伯承在第一线指挥战斗的过程中，不幸连中两弹。这两颗子弹，都非常可怕，一颗从刘伯承的头顶擦头顶而过，另一颗则击中刘伯承的右边太阳穴，然后子弹通过太阳穴进入右眼，从右眼眶射出。
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刘伯承的眼伤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很快就出现了感染。这个地方非常敏感，如果再不治疗，就可能引发生命危险。在此情况下，刘伯承在重庆临江门找到了沃克大夫。这位沃克大夫是德国人，一战时期是军医。医术水平很高，尤擅外科手术。
当时沃克大夫检查了刘伯承的伤口后，认为必须马上切除感染的腐肉。但是眼眶部位的神经、血管连接脑部，情况负责，手术难度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沃克大夫制定了一个手术方案，手术方案中有一项那就是必须得进行全身麻醉。
但是刘伯承担心全麻会伤及大脑，竟然拒绝了全麻这一项。也就是说，刘伯承要在不用麻醉的情况下，让沃克大夫给他进行手术。这一下，可惊呆了沃克大夫。沃克大夫说：
“我做过上千例的手术，从未遇到过不用麻醉的。”
刘伯承淡然一笑说：“那么就请您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破例做一次试验吧！”
就这样，沃克大夫开始给刘伯承进行无麻醉右眼部位腐肉切除手术。
如果说不疼，那一定是假的，刘伯承乃肉身之躯，他也疼。但刘伯承嘴咬手帕、两手紧紧抓住床单、身上冒出一层层的汗水，就这样，他一直忍着，直到手术结束。
在做完手术后，沃克大夫说：“你难道不疼吗？”
刘伯承说：“怎么会不疼呢？不过我一直在数你手术中用了多少刀。”
沃克大夫很好奇，因为他自己全神贯注于手术，自己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刀——遂问：“我用了多少刀啊？”
刘伯承因忍受疼痛而十分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说：“七十二刀。”（另一说为74刀）
沃克大夫非常惊讶，对刘伯承格外敬佩。此后，回忆起这次手术，沃克大夫说：“这个刘伯承简直是个‘军神’！”
有关这件事，另外一个见证者也作过一番回忆和评价。这个见证者叫王尔常，沃克大夫当时给刘伯承进行手术的时候，他一直在手术室陪护。后来，王尔常回忆起当日刘伯承的那次手术，写过一篇文章，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非超关羽千百倍乎？”
其实在刘伯承的军事生涯中，受伤何止一处！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刘伯承一生先后负伤多达9处，分别是右眼（失去右眼）、头顶、左脚、左脚侧边（与左脚不一次）、左腿（比较严重时难以行走）、左臀、右腿侧面（子弹入肉，刘伯承自己用手抠出子弹）、右腿股动脉（险丢性命）、右手侧边。
也正因为刘伯承伤痕累累，叶剑英曾写了一句诗，是这样形容刘伯承的：
“遍体弹痕余只眼。”
这些战争的创伤，在晚年时刻折磨着老元帅刘伯承。
第三是：刘邓。
在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最好的黄金搭档便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众多元勋搭档中，其两人名字，唯一被连在一起称呼、并且成为“搭档”的典范和榜样的，也只有刘伯承和邓小平。因此，大家说“刘邓”之间是无法放入一个顿号的。因此，“刘邓”虽是两个人，但如同一个人。
从刘伯承的角度来讲，平生能够遇到邓小平这位朋友，可谓人生之幸事。在革命生涯中，邓小平是刘伯承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在平常生活中，邓小平是刘伯承的无话不谈的知己。
在他们俩数十年的交往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事情，都能体现他们之间那伟大的革命友谊。在工作中，刘伯承管军事，邓小平管政治，两人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从未出现过“拆台”或“闹别扭”，这是非常罕见的。在生活中，刘伯承不仅是邓小平和卓琳的证婚人之一，还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取名者”（邓朴方之名是刘伯承所取）。
如此生活平常事，不胜枚举，却在点点滴滴之间，见证了刘邓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而且已经是两家人的。
第四是：反教。
建国后，刘伯承意识到要想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就必须先培养一批优秀的现代化军事人才，因此他给中央写信主动辞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创办新中国自己的军校。中央批复后，刘伯承经过认真筹划，本着节省成本等目的，在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基础之上，于南京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
经过刘伯承的五年努力，南京军事学院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7百余名学员增加至3千余名。南京军事学院也成为我解放军军事人才的摇篮。但是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一场所谓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突然降临。原本事情也没有扩大，在彭德怀看来，也仅仅只是要求“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但是因为林彪的参与，事情最后的性质和情况就走样了——发生了质的变化。林彪阴阳怪调地把矛头指向了刘伯承和叶剑英。
总之，因为林彪的搅局，导致了毛泽东对刘伯承产生了误解。当时刘伯承身体也极其不好，可谓是疾病缠身，又加上各方面的误解压力，导致刘伯承的身体情况更加不好。在此情况下，昔日的亲密战友邓小平不忍看到刘伯承这样，便来劝慰他。于是，在年8月6日，刘伯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然后请辞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等职务。但是刘伯承并未因此摆脱“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干扰，之后上面要求刘伯承要进行公开检讨。当时邓小平认为这样对待刘伯承是不公平的，为此他专门去找毛泽东，说：
“伯承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我看不必上台作检讨了。”
但是未获允准，一切按计划进行。后来刘伯承从南京赶到北京，在怀仁堂做了一次公开检讨。刘伯承的这次公开检讨，虽是检讨，却赢来了全场的掌声。并且在检讨结束后，得到了邓小平、陈毅、朱德等人的仗义执言，认为刘伯承被这样对待是不公平的。但这次“反教”运动，对刘伯承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直到20年后，邓小平在公开大会上，明确提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算是革命老友邓小平对刘伯承的一次正名。）
第五是：临终。
在刘伯承的一生中，有两个最为密切的知己好友，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陈毅。但是在六七十年代，这两位密友都先后遭遇了不幸的对待。先是邓小平去江西后，刘伯承对邓小平遭此对待深感痛心，从此刘伯承几乎闭门不出。接着是陈毅在年去世，刘伯承再伤一次。
也就是在陈毅去世后，当时邓小平的情况很糟糕，还在江西。但刘伯承却不管邓小平当时的敏感身份，对自己的家人说：
“我死后，要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
有关刘伯承这个遗嘱，内容基本一样，但有三个版本，除了上面那个，还有两个。一个是在年，邓小平再次陷入不利境地时，有关刘伯承的遗嘱再次出现，刘伯承说：
“我死了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再一个版本来自日本学者竹内实（此外还有其他学者），这个说法的依据性比较大，这个版本的情况是：当时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前来看望重病的刘伯承，刘伯承对华国锋说：
“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儿子把我的尸体扔到野外算了。”
刘邓的威名早已如雷贯耳，但是刘邓的感情，更是令人动容。
不管邓小平处境如何，刘伯承待之如初。后来邓小平复出，对待故友依如故。两人之感情，早已如海深如山高。后来，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一封重要的信，叫《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
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7天后，在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的大厅（当时的地址位于京西万寿路），刘伯承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举行。10月16日，一切正如刘伯承生前所愿和要求的那样，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这里主持了亲密战友刘伯承的追悼会。
对于刘伯承而言，这是最完美和最满意的结局。刘邓的友谊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革命史册之中，成为一段佳话。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