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9日，8时刚过，上海施高塔大陆新村9号，只听得楼梯咚咚咚猛响，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鲁迅房间内，冲进一东北大汉。
此人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一头扎向鲁迅胸口，许久，都没抬起来。伴随着的，是一声声如同狮子般的号啕大哭。
这个人，正是萧军。
萧军年，还在东北的萧军与萧红，出版了一本“反满抗日”的散文集，被日寇通缉。他们只好逃离哈尔滨，开始了流亡之路。
萧军怀着忐忑的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没想到，很快，他便收到了回信，虽然在此之前，他与鲁迅从未谋面。
不久后，萧军与萧红流亡到上海。到了那，他们才真切地体会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有多厉害，生存的环境有多险恶与复杂。
即便如此，鲁迅还是到内山书店来见了萧军和萧红，临走时，掏出20元钱塞到萧军手里。
鲁迅这之后，鲁迅不仅对二萧有诸多关照，还把他俩介绍给上海文学界的朋友，让他们在上海文坛站稳了脚跟。
于萧军来说，鲁迅是犹如父亲般的存在。
只是此时，任凭他再怎么痛苦地哭喊，也唤不醒这个如父般温暖的人了，虽然在许多人眼中，鲁迅是一位永远怒目的“斗士”。
早在年年初，鲁迅的身体就已经每况日下，经常卧病在床。当时，常给他看病的，是几年前相识的日本医生须藤。
儿时的鲁迅，父亲患病被中医延误治疗，从此后他对中医就心生出一种排斥感，自从结识了须藤后，便把自己的健康全部交由对方来打理。
只是这须藤的医术，实在谈不上精湛，不仅给出的治疗方案不见疗效，就连病因，都误判。
年3月，宋庆龄听说鲁迅病情加剧，出现了严重的气喘。她忧心忡忡，特意劝鲁迅换一位主治医生。宋庆龄推荐了美国医生邓，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肺病专家。
宋庆龄手书（一）宋庆龄手书（二）鲁迅迟疑了很久。家人朋友再三相劝，再加上宋庆龄的好意也难以拒绝，犟了一阵后，鲁迅终于同意让邓医生给做个检查，但同时他也强调，并不一定会遵照这位医生的医嘱。
邓医生检查后认为，鲁迅肋膜里有积水，应该马上抽掉，并且同时应该积极治疗和休养，否则，半年后便命不能保。而须藤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认为鲁迅肋膜内并无积水，无须抽掉。
这次，鲁迅依然选择相信了须藤。虽然他心里也清楚，无论是从名气还是医术上来说，须藤都比不过邓医生，但在鲁迅心里，多年的友谊和情份在那，自己不得不顾及须藤的感受。
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个决定，无疑是把自己推向了深渊。从后来鲁迅的X光片判断，须藤采取的措施不仅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反而延误了病情。
鲁迅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基本上不能再出门，有时连呼吸都很困难。
鲁迅生病期间就在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他可能已预知死亡离自己不远，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他在文中立下遗嘱：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一文钱；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孩子长大后，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等。
写下这七条遗嘱后，鲁迅回顾往昔，那些被他斥责过、抨击过的人，他相信自己没有怨枉过一个。
别人眼中的冰消瓦解，在他看来，都是一场笑话，他至死都不肯原谅：“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就是这位至死都喊着绝不宽恕的人，临到去世前，还记挂着和好友内山完造的约定，强撑着坐到书桌前，给内山完造写下了字条：“没想到半夜又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这也成了鲁迅的绝笔。
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停止了呼吸。得到消息的内山赶过来时，看到鲁迅留给自己的字条，哭得像个孩子。
鲁迅是多么认真严谨的人啊，可这字条上的字，凌乱得早已不像样子，能够想见，当时他有多挣扎。这点字，想必已是耗尽了所有的心力。
内山把手搭在鲁迅尚有余温的额头上，直到额头的温度慢慢变凉，他仍不舍得把手放下来。
鲁迅弥留之际他想起两人的初识。在自己的内山书店，鲁迅常爱来店里看书。他总是穿着一件粗布长衫，蹬着一双胶底白布鞋，叼着一个竹烟斗。
鲁迅对内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用的日语：“老板，麻烦你把这本书送到安乐路景云里xx路。”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
“噢，叫我周树人就好。”鲁迅吸了口烟，答道。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内山惊呼，高兴不已。
从那之后，两人便常在一起喝茶聊天，鲁迅也常被顾客误认作老板，每当这时，他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
内山书店里有很多外面买不到的进步书籍，那是鲁迅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每当鲁迅写作或看书累了时，都会到内山店里坐一会儿，
内山书店国民党对鲁迅发布逮捕令时，鲁迅依然和往常一样平静地来往于家和内山书店之间，好像根本不知道有逮捕这回事。
内山劝鲁迅外出避避风头，鲁迅只是淡淡地说：“不用，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碍事。”
每次鲁迅看到内山坐在桌前，一手接电话，一手握笔工作时，他又总是反过来笑着劝道：“老板，行了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你也稍微休息会儿嘛，不然会生病的啊，哈哈哈......”
鲁迅与内山那爽朗的笑声，犹在耳旁，此时眼前人却静静地躺着，脸庞早已被病痛折磨得凹陷了下去。
当内山从回忆中醒过神来时，已经有一些和鲁迅来往密切的朋友也得到消息，先后赶来了，其中就有宋庆龄。
宋庆龄与许广平、周作人首先商量出了一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里的人有蔡元培、宋庆龄、马相伯、内山完造、茅盾、史沫特莱、沈钧儒，萧三，还有毛泽东。迫于当时外部环境的险恶，整个丧事全由宋庆龄站出来出面主持。
青年画家司徒乔为鲁迅画了三张遗容速写，先生的好友奥田杏花也用特殊的技术，为其制作了一个石膏遗容，上海电影公司的摄影团队同时架好了器材，将鲁迅最后的影像都一一记录下来。
鲁迅生前最后影像同时，治丧委员会也正式向外界刊登了讣告。
治丧委员会选定了由万国殡仪馆承办丧事。19日当天下午3点，万国殡仪馆的灵车开进了大陆新村，工作人员将鲁迅的遗体用白布裹着，郑重地放进灵车的西式铜棺里。
鲁迅穿着他生前喜爱的咖啡色旧绸袍，告别了自己的书房和病榻。
那晚，在殡仪馆为鲁迅先生守灵的是萧军、黄源、胡风、雨田、周文五位青年作家，萧军一直跪在灵前，不肯起来，直至夜深。
前来吊唁的人很多，男女老少，穿得或漂亮，或破旧，不经邀约，一个接一个地自动排成长队，很有秩序。他们自觉地分成十人一组进入灵堂，安安静静，脚步很轻，瞻仰鲁迅先生遗容。
鲁迅葬礼现场16位青年作家合献的一个鲜花拱门，目睹了所有来宾的哀戚。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花蓝堆满了灵堂的里里外外。
在灵堂的四周，没有任何繁复的装饰，只是挂满了各式挽联。蔡元培撰写的挽联悬挂于遗体左右间的墙幕上：“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重，莫作空头文学家。”
由于黑纱需求量太大，几位妇女赶制的黑纱圈根本不够用，后续的人们，只能在签到册上留下名字，到最后，连签到册也不够用，更没时间签到了。
原本预定一天的时间瞻仰遗容，由于前来瞻仰的人多得出乎预料，又延长了两天。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甚至给身处监狱里的青年们也带去了很大的震惊。
一位看管监狱的看护兵，偷偷从门洞里给青年作家楼适夷塞进一张剪报。楼适夷看完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不是又是敌人编撰出来的谣言。他是多么不愿相信啊。
楼适夷自从楼适夷被叛徒出卖关进监狱后，鲁迅经常给他写信。同时，鲁迅动员了许多社会上的名士，向国民政府抗议，竭尽全力展开营救楼适夷。
不仅如此，楼适夷还向鲁迅开列了一长串书单，请鲁迅帮自己购买。那些书，有很多都需要向国外订购，鲁迅那么忙，为了找全这些书，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可是鲁迅不仅帮他将书买全了，找渠道送进监狱，更考虑到，楼适夷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和一大家子需要养活，他这一入狱，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陷入了困境。
为了让楼适夷在狱中也有收入，鲁迅想了很多办法。
当时，一位美国友人打算编写一本当代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请鲁迅推荐，原定一个作家只选一篇，鲁迅独独为楼适夷挑了两篇。
同时，鲁迅还给楼适夷提出建议：无法静下心来写的话，就翻译。身在狱中的楼适夷翻译了好几本书，再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些译稿交给鲁迅，由先生联络出版。这样一来，楼家人的温饱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想到恩人对自己的帮助，楼适夷悲从心起，眼泪止不住地流。当他确知这不是谣言后，立刻在牢房的黑石板上写了六个大字“鲁迅先生逝世”。他把这块黑板从铁窗中举了出去，看到的狱友也采取了同一种方法。不一会儿，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监狱。
楼适夷接受鲁迅指导要知道，这些人中，受到鲁迅先生帮助的，又何止是楼适夷一人呢。那些被捕青年的营救费用、接济他们家属的生活费用、往狱中送来的书刊等，全是鲁迅在张罗，身受其惠者，不胜枚举。
在放风的时间，每个狱友的手臂上都佩戴好了一块黑布。这些黑布，是他们从自己破衣服上撕下来的，他们没有黑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怀念先生。
每个人都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悲伤弥漫在空气中。
年10月22日下午，鲁迅遗体出殡前，关于由哪些人抬灵柩的问题，还引起了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应由文艺界人士抬棺，也有人认为应由各界人士来抬，最后还是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毕竟，鲁迅先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不只是文艺界。
鲁迅丧仪随后，先生下葬时棺木上应覆盖怎样的旗帜，也成了一个讨论的重点。很显然，若以国民政府的旗帜覆盖，对鲁迅先生来说，无异于一个讽刺。
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给鲁迅先生一个民族的葬仪。
沈钧儒在一块白绸布上提笔写下“民族魂”三个大字，这面旗帜，荡气回肠。
22日这天，从上海各个角落涌入的人流，比前三天更多，其中，尤以青年人居多。
鲁迅丧仪下午1时左右，启灵祭开始，宋庆龄、蔡元培等人肃立棺木前，行完礼后，棺盖被工作人员彻底封严，众人绕灵一周。
二时整，作家黄源等十六人抬起灵柩，与此同时，蔡元培、宋庆龄等人为先生扶灵。
当棺木缓缓抬起时，呜咽声一片，人们都知道，这一别，再也无法相见了。
灵柩被移至灵车内后，送殡队伍正式出发，一路跟随者数以万计。队伍所到之处，路人皆静静伫立，悄然无语。
渐渐地，人群中传来一声又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音由低转高，汇成一阵阵高呼。队伍中，人们更是手挽手地唱起了挽歌：
“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中国的脸......”
经过整整两个小时的行路后，送葬队伍到达了万国公墓，蔡元培主持追悼仪式，宋庆龄和内山完造等人先后发表演讲。那面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旗帜，也被缓缓地盖在了棺木上。
鲁迅先生下葬后，远在日本的萧红也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
萧红轻抚着手中的一本画册，这是她几天前买的，她本想给先生寄过去，现在，再也寄不出了。
萧红俯在桌前写下一首诗：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根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本文作者：天天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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