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走进中医院副院长、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蔡建强门诊室的患者，脚步都轻而急切，尤其初诊患者，往往人还没到，手中拎着的或厚或薄的CT片、病历资料已迫不及待先递过去，甚至手有些发抖，说话也有点乱，心中的紧张、惶恐、希望交织在一起，怎么也掩饰不住。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始建于年的中医院是国医院，目前日均门诊量人，十分之一属于肝胆肿瘤。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把这里作为生命最后一丝希望。
蔡建强深知这一点，他总是先关照他们坐好，边轻声询问，边抽出CT片对着灯箱一张一张细细查看，不多言语间，病情大概知晓，患者情绪也稳定下来。他再对下一步检查、治疗如实给出初步意见。
他不拒绝任何一位患者，要求自己和团队竭尽全力留住他们，在提高生存质量前提下，延长患者生存期。“竭尽全力”在蔡建强的词典里不是程度副词，而是动词。
当住院医时，他每天守在病人身边18个小时，从清晨到深夜，积累丰富临床处置经验；在日本作访问学者一年间，他观摩多台手术，最终破例以访问学者身份成为主刀医生；他守床22天抢救一名结肠癌手术后罕见过敏症患者成功，曾震惊世界同行。
这名被全世界专家判“死刑”的患者，至今健康地生活；他创建消化道肿瘤多学科会诊（MDT）体系，历时13年打造出一支让患者信赖的国家队，不仅帮助患者对抗疾病，而且让他们始终保有生命的尊严。
身为副院长，医院领导努力基础上，和现任班子一起想办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成立国家癌症中心、完善肿瘤登记制度，力争让更多人对肿瘤防治加深了解。
作为主任医师，蔡建强出门诊、做手术、搞科研、带团队、教学生、抓培训……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即便已经担任院领导，蔡建强每周还出半天门诊，主刀至少三台腹部肿瘤复杂手术，进行一次大查房。
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每周雷打不动地运动，也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只要对患者有益的事，蔡建强都去争取。他说：“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品格、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和追求，是永恒的”。
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和追求永恒
有一组数据概括我国肝胆恶性肿瘤发病状况：年，我国肝癌发病率为28.71/10万人，位居我国肿瘤发病率第四位，死亡率则排第二。患病人数占全世界肝癌发病总人数47%。此前，这个数字是55%。
蔡建强说，随着近年来我国肝癌发病人数整体下降，这个占比有望进一步下降，到年发病率降至40%左右，而五年生存率将提升12至15个百分点，“五年生存率是肝癌治疗一个重要指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要下很大功夫”。
蔡建强已经为此奋斗35年。年自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蔡建强被分配到北京，医院：医院、医院医院，他选择最后者。
“越来越多人患有肿瘤，而且肿瘤更难医治，我相信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更多人。”彼时，位于北医院外科只有胸部外科和腹部外科，蔡建强再次选择后者，因为腹部脏器比较多，能做的事更多。
工作后，蔡建强师从我国著名腹部肿瘤外科专家、医院腹部外科主任医师余宏迢教授。
余宏迢从事肿瘤外科工作40余年，临床诊疗经验丰富，擅长诊治腹部及乳腺肿瘤，肝、胆、胰腺癌手术水平高。“当时医院技术力量就很雄厚，余宏迢教授那一辈创建了一整套外科治疗肿瘤的基础”，至今，“余派”手术要领仍为蔡建强腹部肿瘤手术技术基础。
在临床中，青年医生蔡建强发现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提升。那时，中国医疗也逐步和国际接轨。
在这一背景下，蔡建强年赴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血管外科中心参观学习。当时他已有10年临床经验，但按照海涅大学规定，他在学习期间不能接触病人，更不能动手做手术，只能观摩。
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心脏移植手术，“各种复杂管道系统井然有序地呈现在面前，整个过程就像看天书一样”。蔡建强被惊到，“真是天壤之别”。每次观摩，他都拿着本子努力把自己看到的都记下来、弄明白，每一笔都带着使命感。
回国后，蔡建强在科室前辈支持下，与同事提升确保手术安全技能，使医院腹部外科肿瘤治疗更专业化，技术逐渐成熟，手术死亡率降低，手术治疗腹部肿瘤技术逐渐成熟。蔡建强也逐渐确立自己对肝脏和消化道肿瘤方面的研究方向。
五年后，蔡建强又赴日本，在以医学和药学立足的熊本大学医学部作一年访问学者，与平冈武久教授等几位日本著名外科专家交流共事。
“日本是胃癌与肝癌高发国家，病人比较多，医生手术技术也比较成熟，在亚洲治疗消化道和肝脏肿瘤方面比较领先。”
那时，国内腹腔镜手术刚起步，日本则很普遍。蔡建强珍惜近距离观看手术的机会，“每天早出晚归，医院里”，一年时间完整观摩多台手术。9个月后，蔡建强破例以访问学者身份主刀手术。
访学归来，蔡建强立刻带领团队在医院开展系统性肝切除研究等工作。
年，蔡建强团队提出的“应用解剖分离方法进行肝段联合切除治疗肝脏肿瘤”，通过卫生部成果鉴定。
他们对年9月至年12月收治的53例肝脏肿瘤患者采用解剖分离方法进行肝段联合切除，术后无1例发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并将原来40%左右的并发症发生率降到7.54%。后来，这医院采用。
通过分层解剖和去浆膜外组织行消化道吻合方式，大大降低胃肠手术后发生吻合口漏的情况，从而对消化道肿瘤手术建立起安全体系。
以往，全胃切除是死亡率很高的手术，截至年科室功能细化前，蔡建强团队所做的全胃切除有例左右，无一例死亡。结直肠手术死亡率也是0。以追赶者的状态，蔡建强和同事们努力着，“现在差距已经不大了”。
年，12医院诊断为肝癌（后经医院诊断为巨大肝脏腺瘤）。父母医院求医，结论都让人绝望。几经辗转，小佳来到医院腹部外科，蔡建强记得第一次在门诊见到小姑娘的情形，“很憔悴，脸色蜡*，是典型*疸表现，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轻”。
CT片显示，小佳的巨大腺瘤位于左肝，15厘米大小，几乎占据整个肝叶。由于肿瘤过大，压迫肝内胆道，已引起较重*疸。蔡建强立即让小佳住院，进行保肝、营养等对症治疗的同时，决定是否进行手术切除。
腹部CT、核磁检查……一沓沓检查化验资料摆在面前，蔡建强表情凝重，丝毫不敢疏忽。“手术意味着要切除掉病灶和病灶周围的正常肝组织，这对病人肝功能是一种巨大打击。许多巨大肿瘤的患者，尤其是儿童，很有可能因为术后肝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因此术前评估对于肝脏肿瘤治疗至关重要。”
多年临床外科经历，他深知，这么小的患者进行如此大的手术，充满风险和挑战。而且小佳的肿瘤贴近重要血管，“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致命出血，医院认为难以手术的原因”。但，手术是患儿小佳唯一的生存机会。蔡建强下定决心：“做！”
入院第四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规则切除术。按照当时医疗条件，手术中有一丝一毫差池，鲜活的小生命就会骤然逝去，蔡建强说：“打着12分精神做手术。”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整整六个小时，蔡建强用肝脏不规则切除术，采用解剖性分离方式，切除肝脏肿瘤病灶及病灶周围2厘米正常组织，最大限度保护肝脏，并将术中出血降为平常的1/10，暂时留住了孩子。
“肝脏不规则切除术需要术者非常熟悉肝脏解剖，对肿瘤病灶有精确评估，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切除。又因为小佳是个孩子，每个动作、每次暴露病灶都更加精确和小心，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导致整个手术失败，现在想想都还有些后怕。”蔡建强的学生、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毕新宇当时任助手，对那次手术记忆犹新。
手术成功，包扎时，连小佳背后的腹带，蔡建强也逐一轻轻抚得平平整整。在腹部外科医护人员精心呵护下，小佳闯过肝脏肿瘤手术后正常的肝功能异常关，顺利康复。
14年过去，如今小佳健康美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同龄女孩一样喜欢追剧。她时常问候蔡建强，还有那些守护过她的医护人员。
在一封信中，她曾写道：“蔡主任，请允许我亲切地叫您一声‘爸爸’，是您用精湛的医术、慈爱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赫捷院长上任近10年来，医院医疗质量、水平，医护人员培养都不断提升，在第三方评价中，我们连续十年排名第一，一直在引领肿瘤治疗方向。”
年，中医院国家癌症中心成立，引导全国肿瘤早诊早治、做好全国肿瘤登记工作的职责越发明确。三年后，我国第一次正式公布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及各地区发病数字，空白逐渐被填补。
蔡建强亲历变化：“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到了最好时期，国际上也得到认可，肿瘤登记、城市肿瘤防治等方面文章，陆续在久负盛名的同行评审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和全球影响因子最高杂志《临床肿瘤杂志》上发表，这在以前没有过。”
为晚期腹部肿瘤治疗打开新路径
在人类与恶性肿瘤斗争史上，多学科会诊（Multi-DisciplinaryTreatment，简称MDT）诊疗模式建立是一个里程碑。“MDT医院多学科骨干医生在固定时间、地点，对个体病例进行讨论，团队协作为患者设计最佳诊疗方案，并定期进行反馈评估，从而使患者获得最佳疗效。”
年，在前辈倡导多学科合作治疗基础上，蔡建强创建医院消化道肿瘤MDT。这一年，据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健康报告，全球每年有62万人死于肝癌。这一年，肝癌靶向药物问世，原发性肝癌临床治疗向前迈进一大步。但肝癌发现时中晚期比例还很高，能够接受手术的肝癌患者只有15%-20%，蔡建强和团队于是先将MDT救治重心放在中晚期肝癌上。同时，结直肠癌肝转移比例高，也是治疗失败主要原因，患者和家属往往容易失去信心。
为了让更多患者得到治疗机会，MDT医院申请增设结直肠癌肝转移专病门诊。经过13年发展，复杂消化道肿瘤患者病历几乎都打破科室界限，纳入MDT系统，“打开电脑，一目了然，无法隐瞒”。
医院素有使用综合手段进行肿瘤治疗、尤其恶性肿瘤治疗的传统。“老院长吴桓兴一直倡导，但此前会诊只有外科、化疗科、放疗科，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看，判断先做什么治疗，不同科的医生有时对治疗方式说法不一，容易引起医患矛盾。并且，手术是过去治疗第一选择，如果外科会诊认为已经无法手术，也就没有其他更多办法”，蔡建强打破范式，把诊断科、病理科纳入进来，由五大学科组成MDT核心力量。
在蔡建强看来，MDT是一种理念。介入治疗科副主任医师韩玥说，蔡建强经常提醒大家，“肿瘤治疗不是单打独斗，手术只在肿瘤治疗某个阶段是主要方式，肿瘤治疗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
起步不易。蔡建强联合其他科六七位志同道合的医生，从联合查房开始，默默开启MDT模式。目标从开始就定得很高——每个人都一定要为打造一支值得患者信赖的、多学科诊治的国家队而不懈努力。蔡建强说，这是对MDT团队每个成员的要求。
庆幸的是，MDT从一开始就得到内科肿瘤学专家孙燕院士、腹部肿瘤放疗首席专家余子豪教授、胸部肿瘤放疗首席专家殷蔚伯教授等多位老专家支持，“孙燕院士当时70多岁了，还来参加我们MDT会诊”，前辈支持，蔡建强念念不忘。
在医院，MDT治疗要求是规范化、微创化、个体化。蔡建强认为，规范就是“多学科长时间高层次积累的经验”，并无太多创新可言，更多是经验运用。面对中晚期恶性肿瘤，医生和患者往往面临同样艰难抉择。
两条甚至更多的方案摆在首诊病人面前，但没有一条路可回头，判断失误、治疗不规范……一旦走错也许就是深渊。多学科支持下，晚期消化道肿瘤治疗另一条路径逐渐清晰。
“微创”是如今肿瘤治疗高频词之一。
当下，腹腔镜、介入、消融等微创手术在肝癌治疗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过去什么都是开刀手术，现在有些病例用微创技术完全可以达到开刀手术效果，而且损伤小得多”。
蔡建强说。他有些担忧业内外对“微创”的误读，微创并不是单指微创技术，也不是看手术伤口大小。微创治疗有很严格适应症，只适合一部分患者，而不是全部。“微创是一种理念，贯穿治疗全过程，病人从疾病诊疗开始到结束，所有治疗手段都要达到最优，以最小损伤换取最佳治疗。多做一个检查、多吃一片药、多花一分钱，都不是微创，都是重创”。
MDT团队第一条理念是以病人为中心。年，某高校退休教师胡老师被诊断为直肠癌，几年间三次出现肝转移，总共住院21次，经历三次手术。
医院，找很多专家咨询，意见差别很大。在医院，胡老师成为纳入MDT系统的患者。她很快接受肝脏转移瘤切除手术，随后在MDT团队大密度随访中，踏上康复之路。
放疗科主任医师金晶说，肿瘤标记物升高会提示肿瘤复发的可能。根据不同情况，门诊会给胡老师开B超、CT或者核磁检查，确保检出病变可能性。
治疗前，诊断科通过读片判断转移瘤的部位、数目、大小，为团队专家治疗提供建议。经过系统治疗后，治疗效果也需要通过诊断科读片结果来进行判断。影像诊断科主任医师蒋力明说。
病理诊断是诊断肿瘤金标准，通过切片可以准确判断肿瘤性质，为后续治疗提供指南。这部分工作由病理科主任医师应建明完成。
内科主任医师周爱萍告诉记者，肝脏转移瘤如果过多或过大，可以用内科手段来减少或缩小，以达到外科手术要求。“胡老师的转移瘤是单发的，而且不是太大，所以她比较幸运，能直接通过手术切除。”毕新宇说。
病房门外，更多“治疗”同步进行着。胡老师这位一辈子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性格倔强，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自己患病的状态，跟家人、亲友、同事关系也颇为紧张，蔡建强反反复复给她做思想工作，“包括如何处理与家人、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跟她一起想办法。花了很多功夫。
后来她心态越来越好，理解亲人苦心，慢慢懂得感恩，感受到他人关爱，反过来还能开导别人。这在治疗初期都不可能，但这对她身体恢复太重要了”。
蔡建强说，个体化对MDT团队而言，强调针对病人因人施治，把病人想尽办法稳定在能够提升他免疫机能的范围内，达到MDT团队设定的治疗效果。“治疗手段、方案、技术，以及病人心理要达到一定平衡，治疗结果才会好。”
15年过去，胡老师如今已恢复正常生活，“我和团队医生建立了深厚情谊。之前我没想到，蔡院长他们几十人一起讨论我的病，他们不仅对我有再生之恩，还是我心灵的老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年过七旬的胡老师几乎每月都到医院作一次抗癌志愿者，以自己作为案例，劝导其他患者正视疾病、树立信心、乐观平和地生活。
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对MDT协作组描述为：以病人为中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将多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多学科诊疗团队。
蔡建强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工作群，毕新宇很快回复3个大拇指标识，“我们坚持这么多年的MDT，终于有了国家层面的支持”。
MDT模式对团队整体水平要求很高，要求各科彼此尊重、能够合作。从现实层面上，医院推行也面临困境。蔡建强无需面对这些困扰。
“医院科室没有经济指标考量，赫捷院长对绩效要求一共四条：第一，科室核心竞争力，在国内业内所处位置；第二，团队建设，拥有怎样的师资力量，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成果；第三，为医院作多大贡献，看科室获奖率、医护人员学术造诣、学术文章影响等；第四，跟去年同期比，经济效益是否下滑，如果下滑太快，那一定治病效果不好。”蔡建强说，这些都非一日之功，治疗水平高不高、患者多不多，平时就一目了然。
蔡建强说，MDT运行前10年，“为了挽救更多患者，没有收过钱，医院元会诊费都没有，会诊都免费。”而病人一旦进入MDT体系，就会被终身随诊，得到持续而最优的诊疗方案。“13年了，病例库里还有十几例MDT成立之初的病人，在不断随诊。”
13年间，MDT逐渐形成数十位多学科骨干协同作战的医疗团队，积累越来越多宝贵临床经验，年轻医生在实战中飞快成长，团队现已拥有15个国家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称号、20余个副主任委员称号。
“当年支持我们的前辈们，现在都年过九旬，有的已经不在。我们这些当时还年轻的教授、副教授，科室主任、副主任，十几年间迅速成长起来。MDT专家团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但理念从没改变过。”
每周四，医院病理科、影像科、内科、放疗科和外科医生都有一次会诊，通过讨论为患者决定最为适合的治疗方案。
大家经常会诊前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