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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疗效的四因素“药中肯綮，如鼓应桴”是中医学描述上佳疗效的用语，也是医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用药不效咎在医，也几成世所公认。殊不知疗效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其间涉及诸多环节与影响因素，有不少因素实是医者难以把握或与医者无明显关联。兹对此加以梳理，以期能客观看待之。医之因毋庸讳言，疗效优劣关键在医。判断一个医者的水平，唯一依据是疗效，良医或名医可以说悉由此决。《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有“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的标准。《千金要方》记述医有三品，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或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或谓“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后世据此又演绎出“上医医心，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之论，以及“上医者知病治无病，中医者知病治有病，下医者治病不知病”和“听而知之为上医，见而知之为中医，切而知之为下医”等等说法。为医之难，难在须德业并重并修。于修德者，《孟子·梁惠王上》谓：“医者，是乃仁术也。”明确了德是医学的本质特征。后世对此多有发挥，如《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言医·序》曰：“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物理论·医论》曰：“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也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于修业者，《后汉书·郭玉传》谓：“医之为言，意也。”故而唯有用心体会、悉心感悟、专心用功、虚心以学、恒心以待，才能逐步做到辨证精当、立法适当、选方恰当、用药得当。《医宗必读》对此有悟：“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顺逆进退，存乎其时；神圣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存存斋医话稿》由此而言：“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而约。”关于如何练就卓越的医术，历代医家总结出许多心得之语、中肯之言，如张仲景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杨泉之“贯幽达微，不失细小”，褚澄之“博涉知病，多诊识病，屡用达药”，孙思邈之“探赜索隐，穷幽洞微”“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张景岳之“能洞能烛，知几知微”，吴瑭之“进与病谋，退与心谋”，林佩琴之“学不博无以通其变，思不精无以烛其微”，等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对当时业内的不良行为进行了抨击，谓：“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由是而言，用心不专，用功不够，医术不精，无疑是疗效不佳的主因。患之因影响疗效的另一主因来自患者本身，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记载：“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个体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表现在心身的方方面面。这种差异除了会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还表现为对疾病与就医态度的不同。无数事例证明，患者的就诊态度，如漫不经心、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