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题词杨建和：河南省报业协会原副秘书长，笔耕不辍数十载，挥毫泼墨书春秋。集百家之言汇百家之智享百家之学扬百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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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生产的多，毁损的也快，即便是帝王宫廷中的藏书，在战乱中也难逃被焚的命运，古人喟叹为：书厄！
作者：陶建国
谈到书，绕不过秦始皇。对于书，他有功有过：其功在于统一文字，其过就是“焚书坑儒（术士）”。秦始皇的这把火究竟让多少上古典籍绝迹，没有人能说清楚。于是后人把能看到的先秦古籍，称为“秦火之余”。为秦始皇出这个馊主意的人是李斯，此人后来没有得善终。虽然，“秦火”所及主要是六国典籍，虽历法、占卜、医术等书不在禁绝范围，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第一次对书籍进行迫害。
刘邦灭秦立汉时，萧何把从咸阳收得的秦代藏书（简、册）移送到了天禄阁和石渠阁，但他更偏重收集秦朝的户籍和典章，“汉承秦制”功在萧何。项羽攻入咸阳，将秦朝宫殿付之一炬，咸阳宫中所藏的那些书（简、册）也随之灰飞烟灭，所剩“百不一二”。刘邦不是读书人，他对书没兴趣。直到汉武帝时才第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并且在宫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收藏图书的馆舍，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图书馆。
司马迁父子就是因自己的史官身份，阅读了大量官藏的典籍资料，加上自己的实地寻访及游历考察才写成了不朽的《史记》。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一面再次下令陈农征集图书，一面令刘向主持整理收集来的众多书籍。
《太平御览》引《三辅*图》说：“元始四年（公元4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说是在当时长安的集贸市场“槐市”中已经有了书籍买卖，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交易记录。《后汉书·王充传》中有王充少年时曾在洛阳书肆看书的记载，可见至少在东汉中叶已经出现了专业书店。
书的出现，蔡伦功不可没。《后汉书·蔡伦传》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现在考古已经发现了上文中所记录的“缣帛纸”，它早于“蔡侯纸”一百多年。不过，这东西很贵重，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蔡伦改进了造纸工艺，造纸原料来源更广泛易得，成本大大降低，这使书的大规模普及成为可能。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另一位姓蔡的——他是蔡文姬的爸爸：蔡邕。自熹平四年（公元年）起，他奉汉灵帝之命，历时八年将《诗》《易》《书》《仪礼》《春秋》《论语》《公羊传》七部经刻在石碑上。据史书记载，石碑立于当时国学所在的鸿都门外，每天到石碑处阅读、抄写、捶拓的后儒新学无数，石经附近所停的车有千余辆。“熹平石经”就是朝廷公布的经书范本。所幸，这些石碑尚有残片保存在西安碑林，我曾经亲自去瞻仰过。
东汉，佛教由印度进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典大肆流行。从汉灵帝时代起，佛徒译经风气日盛。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仔细考证了这个时期的佛教史，他依次排出了译经大师的名单：安世高、严佛调、朱世行、支谶、于法兰、竺叔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尤其是鸠摩罗什，他翻译的佛经数量之多，文字之优美，影响之巨大，在唐玄奘之前，堪称第一人。与佛教相抗衡的是中国本土的道教。东汉顺帝时期张陵所创的“天师道”，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依然很流行。道教亦有经书无数，陆修静将其集结，编成最早的道教经书目录。在二世纪到五世纪之间，这些经书的传抄，形成图书兴盛的高潮。然而，由汉末至三国，再到魏晋南北朝，又是战争频仍时期。书籍生产的多，毁损的也快，即便是帝王宫廷中的藏书，在战乱中也难逃被焚的命运，古人喟叹为：书厄！
这个时期书籍是长卷，一头粘贴木棒上，类似今天的裱糊好的字画，称为卷轴。为了保护好这些卷轴，大约每五卷或十卷用帙包裹起来，有的盛之以囊。那时候写书用的纸张都经*檗（bò）汁染过，因为*檗汁染过的纸张能够防蛀。这种方法叫“入潢”，入潢后的纸叫*纸。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入潢”一节，不但详细介绍了这种工艺的操作方法，还附带介绍了书籍的修补技术。
隋、唐帝国时代，最值得中国人骄傲。隋文帝采纳秘书监牛弘的建议，下诏征书：献书一卷，给绢一匹，抄写校勘后，书归原主。隋炀帝虽昏庸，却算得上是个文人，他也爱书。他下令将秘阁藏书限写五十副本，同时加大收集书籍的力度，将所收书籍藏于洛阳，编成目录，史料记载其时藏书达卷。唐夺隋*，其间书籍难免散失。由于隋朝首开科举，民间读书人对书自然倍加呵护。
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朝廷恢复收罗书籍，并对献书人重加钱帛。唐太宗李世民听从魏征和令狐德棻的建议继续下令征书，并派学士校勘厘定，用了不长的时间就使国家藏书大增。《古今书录》记载，当时国家藏书共有部，卷；另有佛经、道经余部，余卷。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这样说：“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要知道，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这些书全部是手抄的！可惜，一场“安史之乱”，又将这些书散失殆尽。
唐朝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文官制度已相当成熟。科举吸引了大批文人，社会上对书籍的需求量猛增。这时的书店业更加发达，抄书已成为谋生行当。抄书有了规范的字体，如：“颜氏字样”（颜师古）、“干禄字样”（颜元孙）、“五经文字”（张参）等。抄书需要纸张，因而唐代造纸业空前发展，主要产纸和贡纸的地方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蒲州等地。另外，唐代私人藏书已经风行，当时著名藏书家，如：李泌、苏异、柳公绰等的藏书达万卷至三万卷以上。韩愈艳羡李泌藏书，作诗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隋、唐书籍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少见了。曾经被佛教徒藏在敦煌的经卷，大部分在清末被那个臭名昭著的王道士卖给了英国人斯坦因及法国人伯希和。现在，我国所存的敦煌经卷还没有散落在英、法两国的多。
由韩愈的诗我们知道，唐代书的模样依旧是卷轴。有的卷子长达几丈，阅读起来很不方便。有人为了阅读方便，将一幅长卷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成为长方形的一叠，再在这样的叠纸书的前后加上硬纸保护，时称“经折装”或“梵夹装”。这样查找阅读起来，比以前那种从头到尾打开卷轴方便多了。不过，这样的书在阅读的时候容易散开，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旋风装”的书。根据现存的实物和资料记载，“旋风装”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样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唐代吴彩鸾写的《唐韵》，其样式是将单张书页按书籍内容顺序粘贴到一整张纸上，然后再卷成卷子形状保存。然而，更令人激动的不是书的外在模样上的进化，而是印刷术的发明。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陶建国，原《河南广播电视报》资深记者，历任经济部主任、发行部主任、广告部主任。年转入《东方今报》，历任财经部主任、编委委员。多年以来，所采写的新闻报道荣获省级各类奖项。喜欢文史，尤其偏爱中国历代笔记体小说。总编辑：乐山副总编辑：乙晓贺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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