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儒生董仲舒为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治的需要，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儒教是不是宗教？本来儒教的“教”是教化的含义，与欧洲宗教原来的意义接近，但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宗教概念发生变化，变成了跟世俗、跟科学相对立的概念，以这样的方法和角度去衡量中国的儒教，很多人就认为儒教就是一种学理，而不是宗教。自近代以来，中国很多人就认为儒教不是宗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为了避免儒教和现今宗教相混淆，就都称儒教为儒家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学者又提出来一个观点，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最初提出来并比较坚持这个说法的是任继愈先生。他也是我的老师，已于年病逝。他的理论主要是，一种文化不可能没有宗教，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宗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他认为儒教至少是具备了宗教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它有其经典，有基本的教义，还有传授传播这些教义的儒士，还有宗教的仪式；以宗教的性质来界定，好像全部具备。
儒教或是儒家，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这是其一。另外，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社会作用，确实也相当于西方传统宗教的作用。这两点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我们说儒教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它发生于汉代，主要在西汉。汉代儒家地位急剧上升，特别是在东汉。西汉时期，我们知道定儒家于一尊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当时的一些儒生，主要是董仲舒的建议，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讲，当时这还只是形式上的，因汉代的整个指导思想与治国理念是*老之学，并不完全是儒家的思想。*老之学在汉初一直是*治的指导理论，也有人说是道家里*老学派起了作用。当汉武帝宣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到他的孙子汉宣帝继位时，还有儒生向宣帝提意见，说他治国没有完全按照儒家的方法去做，汉宣帝就明确地告诉他“汉家自有制度，向来是以霸王道杂用，奈何纯用儒家”。
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情况出现，一是将孔子抬高到教主的地位，将孔子称为“素王”，素王就是没有王位的王，是个教主。同时对孔子重新进行了装扮，当时汉代也确定了“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作为儒家最根本的经典。围绕着“五经”这时就出现了一大批的纬书，有经就有纬，就像我们织布有经线也有纬线，地球也有经线和纬线。“纬”是配合“经”的，这些纬书对孔子做了描述打扮，说孔子的脑袋很大，脑袋上还有坑，有河马那样大的嘴，这种描述下孔子已不是人了，而是一个神，这就将孔子神化了。
另外，还完成了很多教典的整理，如《礼记》。在古代，礼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官制，官的制度和职位这样一些内容，《礼记》主要是来阐发《仪礼》的思想，而《仪礼》里面则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仪轨，用以管理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情。纬书出现后，对这方面的介绍就更加细致，所以儒家在汉代有类似宗教化的趋势。
只是到了汉末，因为儒家强调人的道德品行是评判人最根本的原则，汉代对人才的选拔，也就遵照这一原则来进行。汉代选拔官吏是怎样一个制度呢？叫“察举制”或“荐举制”，即考察、推荐、察举、荐举。哪些人会被推选出来呢？当然有很多的条件，但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孝廉”，孝和廉是基本条件。推举都是基层推举，由乡里或村里推举，层层上推，大家公认这是个大孝子就可以推举，当然也不是随便推了就算数，还要认证。除了孝之外还有廉，廉指清廉、廉正、刚正不阿。这个本来应该是很好的事情，但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推行久了就会弊病百出，最后出现了很多很虚伪的、沽名钓誉的“孝廉”，实际上他既不孝也不廉，但故意装出很孝很廉的样子。按照儒家的观点，怎么算孝呢？除了生前好好供养父母，死后还要守丧三年，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为什么呢？你从出生到能够独立活动，至少需要被照料三年，所以守丧也要三年，这是孝的重要标志。这个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你当再大的官，父母去世都要马上停职去守孝，明清都是这样，这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汉代时就是以这样一个标准来选拔人才，所以很多人就装作很孝，父母死了、埋葬了，他就在墓边搭个草棚子待上三年，有时还不封墓道，在墓道里生活三年，沽名钓誉。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他在墓道中什么都干。到汉末就出现了一大批伪君子、假道学，人们对这些现象非常痛恨。
另外，“五经”已经到了这种地位：很多人都去注解“五经”，五经中的一个字就有上万字的解释，人一辈子读经都读不完，被称为“皓首穷经”。因此汉末学风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玄学”，意在恢复人的自然本性。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儒家宗教化的进程就被遏制了，要不然的话，它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宗教。汉代整个儒家的进程一是宗教化，二是制度化。宗教化被遏制了，而制度化应该说是成功了：汉以后基本上历代统治者都是按照儒家理念治国和制定各项*策。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取得了*权稳定下来以后，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是制定和完善各种各样的制度；二是修前朝历史，就是修史。所谓修史就是为了吸取前朝的历史经验，吸取前朝兴起的经验和灭亡的教训，中国非常重视历史作为借鉴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确实起到了像欧洲古代宗教的社会作用，它管起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有各种各样的规范。《礼记》里记载有各种各样的礼，最重要的有六种：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礼、乡射礼。六种礼把整个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都涵盖进去了。冠礼就是成年礼，近几年国家也在逐步恢复成年礼，很多地方都在做，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冠指戴帽子，成年了嘛，就是成年礼。婚礼就是合一姓之好，传万世之宗，传宗接代。丧礼就是人死了，死后要隆重地悼念，为什么？报恩啊，父母的养育之恩，懂得报答父母之恩，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淳朴。祭礼，也是一种报恩，祭天地山川，天地山川赋予并养育了我们的生命。乡射礼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社区生活，体现了尊老爱幼这样的精神。朝聘礼，任用人、聘用人，任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慎重举行。现在学校中不也有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以及聘任礼吗？这些都是大事，所以要“齐之以礼”。如果从这些方面来讲，儒家确实起到了类似传统宗教这样一种社会作用，比较符合传统宗教的概念，但它不符合近代以来的宗教定义，所以就出现了争论：有人认为是宗教，有人认为不是，争论不休，一直到现在还是莫衷一是。
我们说，即便说它是宗教，它也体现了中国宗教的特殊情况：儒教虽然起的作用与西方古代宗教相同，但它的整个理念和表现形式却是很不相同，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梳理。我们不能因为它起着与西方古代宗教相同的社会作用，就忽视了其作为中国宗教的特殊性，而恰恰要重视由其特殊性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差异，从而弄清楚中国宗教观念的特点，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宗教观念。
（本文摘自《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家为核心。什么是家？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家就是个安乐窝。“安”是什么？平安、安心，一回到家里就安心了、踏实了，就感觉到有依靠、有保护了，不顺心的事情到了家里就都化解掉了，这就是家。
中华民族的生命观，从家出发，无远弗届。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仅是对同类，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这是一种超越主观主义、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仁爱，而这种仁爱的培育，必须立足于家庭。
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
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耐人寻味：
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密切相关，而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正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中国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人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这是从纵向来看。从横向来看，在儒家的生命观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乃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之间，都有血脉亲情，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这是天伦。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种观念对4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的起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爱情一时，亲情永恒
天地阴阳相合，万物生生不息；男女夫妇相合，子孙代代繁衍。男婚女嫁，结婚成家，乃天理当然之事，亦为人生终身之大事。古者以婚礼为众礼之本，诚因为有夫妇，然后有父母子女，然后有上下长幼，人道伦理之序发端于斯，由此而立也。因此，夫妇二人都要特别珍惜这份缘分。
古人说：“夫妻本是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善缘来合是为接续前缘，证盟三生；恶缘来合是要化解前缘，转恶为善。俗话说：“千年修得共枕眠。”今生相聚，成为一家，理当万分珍惜。俗话还说：“家和万事兴。”如何才能“家和”？这就需要夫妇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宽容，相互担当。《周易·家人》《彖》日：“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此乃“天地之大义也”。“正家而天下定矣！”所以，“家和”不仅一家兴，个人事业兴，而是社会国家都会兴。
世上之情，大要有三，日亲情，日友情，日爱情。今日青年喜谈爱情，高唱爱情至上，爱情永恒。为了爱情，甚至可以抛弃亲情，断绝友情。孰知此三情中，亲情与友情都是至上的、永恒的，唯爱情却是一时的、变动的。爱情结果，成为夫妻，从此爱情转为亲情。爱情未能结果，则应转为友情。婚姻意味着相守，而不是离异。以所谓爱情为借口的夫妻离异，是对亲情责任的推卸。
婚礼意味着责任。夫妇二人除了要担起相互之间的责任，和对双方的父母的责任，还要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教育子女不单纯是为人父母应有的责任，更是一个家庭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责任。父母是子女的开蒙老师，家庭教育是人生最早受到的教育，它对人一生的成长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三字经》中说：“养不教，父之过。”父母对子女良好的家庭教育，一方面体现了父母对子女最深的爱，一方面也落实到你交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接班人，是个合格的接班人，还是一个不健全的接班人，甚或是一个危害社会的接班人？这是个不容轻视，更不应无视的问题。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做人
在西方的教育传统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头进行的，学校是知识教育的场所，教会、教堂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合二为一的，而在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二者之间，道德教育又是放在第一位的，《中庸》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正是此意。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教育中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8岁到15岁的小学教育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个阶段的教育，注重的主要是行为规范的养成，主要在家庭或家族的私塾、学堂中完成；15岁以后的大学教育，“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注重研究道理，这是书院教育的核心。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要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淮南子》里面有一句话，我经常引用：“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中国教育的首要理念就是要教会学生怎样去做一个人，而不是学会多少专业知识。《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国古代的学问就是从修为自己开始的，重视身教，而不仅是言教。作为一个人，不能圆满自己的话，天地都不容，枉为人生一场，这是俗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来意思。
在古代中国，天地是最高德行的象征。孔庙里面赞扬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天地生万物都是自然的，不以占有万物为目的。中国的学问始终都强调自身的完美、自身德行的不断提升。
普通中国人家里都会在堂屋悬挂“天地君亲师”的牌匾。儒家特别强调“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先祖者，类之本也”，祖先是我们族类的本原；“君师者，治之本也”，通过君和师的教育让我们懂得怎么来自己管理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礼就是让我们不要忘本，让我们要感恩，天地祖先生育了我们，国家和老师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能忘掉这个本。报本反始，感恩敬畏，尊师重道，对双亲要孝，对兄长要悌，对国家要忠：这就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同时，这三个“本”还构成了中国宗教信仰的主要对象。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一个整体的生命观念，既要对得起祖先，又要对得起子孙后代。
祖先虽然不在了，但我们要事死如事生，按照规定祭拜，这是涵养我们敬畏心的重要方式。所谓“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一明一暗，相得益彰，共同维持着世道人心。
包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妇孺皆知，深受百姓爱戴。在临终前，他曾著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者，非吾子孙。”大意是，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撤职的人，都不允许放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祖坟中。不顺从我的志愿的，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一人之贪赃，被视为是整个家族的莫大耻辱。包拯的子孙到底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一条家训，有力约束住了整个家族，这是一种莫大的智慧与力量，仍然值得今日借鉴。
由私到公转化的桥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家为核心。什么是家？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家就是个安乐窝。“安”是什么？平安、安心，一回到家里就安心了、踏实了，就感觉到有依靠、有保护了，不顺心的事情到了家里就都化解掉了，这就是家。《周易》上说：“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也就是这个意思，家是人生的最大庇护。“乐”就是高兴、快乐。家就是要让人在生活中安安心心、快快乐乐。
一个小家是如此，一个大家也是如此。小家稳固了，大家就稳固了；小家和谐了，大家也就和谐了。对家的精神归属浸润在血脉中，融入到文化里，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人心里就要有家，就要认同家；心里没有家，不认同家，他就不是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回归家的理念，国家也要营造这样一种氛围。
罗素虽然发现了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一，但他却认为这种独特性是负面的，他说：“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
事实上，孝道正是由私及公的一个主要桥梁。化用《道德经》中“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以其私，故能成其无私。为何？一般来说，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都是真挚而深沉的，都是自然而然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道是仁爱精神的根本，正因为有了与父母兄弟最亲近的信任与热爱，往外推己及人就格外有力。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推扩，是仁爱精神的自然流露。反之，如果连自己最亲近的父母兄弟都不爱，要去爱他人、爱天地万物，这就是一个悖论，《孝经》所谓“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违背情理的。
中华民族的生命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小家到大家，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再到天下一家，都是一个整体。在我们的传统当中，往往都会把各种关系化解成为家庭关系，包括君臣关系。过去讲君父、臣子，包括我们常说的父母官，这都是通过父子关系构建一种亲情，然后再达到融洽的关系。我曾接受中央台一个专题采访，他们有一个问题，说中国历史上是家国同构的，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征。中国古代确实是家国同构，我们常把国天下变成家天下，然后把家天下推广扩大到国天下。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文化中的腐朽作风，近百年来我们批判宗法血缘制度的核心也是“家国同构”。不能否认，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不是仅仅有这一方面呢？也不是。地方官是父母官，跟子民的父子关系，就是绝对的不好吗？父母对子女永远是无私的奉献，永远是不计回报的。
中华民族的生命观，从家出发，无远弗届。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仅是对同类，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这是一种超越主观主义、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仁爱，而这种仁爱的培育，必须立足于家庭。古希腊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中国人讲修齐治平，家就是我们撬动天下的支点所在。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作“互联网+”，我总觉得这话似乎有点颠倒，应该是“什么什么+互联网”。当今社会，运用互联网这样一个载体来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我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
我们讲到中国文化时，常会用这样一些词汇来概括：源远流长，多元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我想我用这四个词语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这样丰富的内容和底蕴。通过互联网来传播中国文化，作为传播者，我们要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一种人文的精神：人文化成。
“化成”什么？化成天下。我们传播中国文化是为了整个社会都能够受到人文精神的浸润。在我国关于“人文”的概念，最早是跟“天文”的概念相对应的，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刚柔交错的，我们通过感受阴阳刚柔的变化，可以看到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给了万物生长的可能，万物通过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文是什么呢？人文是文明以止，是我们人文的教育；人文是以“文”来“止”、以“文”来“化”，它是跟以“武”来“止”、以“武”来“化”相对应的。
做人就要懂得“止”，你是怎么样的身份你就止于何处、你就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叫作“止”。《大学》中告诉我们要“知止”，我们每个人要明确认同各自的身份，按照自己的身份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这就叫作“止”。文明以止，是说过去我们的文化通过礼乐教化，让每个人懂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的身份，从而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自己该尽的职责。这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含义。世界的文明不应当用武力强迫去改变，而应当用礼乐教化来使整个社会、人类发生变化。所以人文的精神就是利用礼乐教化来使社会变得有序与和谐。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国家，管理民众，应当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教育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而这也是教育的重要功能。这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得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习俗和风气。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通过家庭教育、通过学校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私塾和书院等进行教育，今天的我们主要是通过学校进行教育。教育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社会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包括社会中各种各样文化活动，过去虽然有文化活动，但没有今天丰富，那么过去大部分老百姓通过什么来接受教育？当时的老百姓不一定认识字，也未必上过学，他们接受的是社会教育。当时不叫社会教育，叫作“高台教化”，也就是演戏说书。老百姓为人做事的道理、规矩就是通过“高台教化”学习来的。人们从舞台上知道，什么样的举止是正人君子的举止，什么样的行为是小人的行为；通过听说书、看戏，老百姓也知道了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因果报应，所以人在生活中要行善积德，为社会造福，为子孙后代造福。
互联网的发展对我们社会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民众、引导民众？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人文精神为特点的文化。具体地讲，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的，重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主动性。通过礼乐教化来达到人对自我主体的自觉自律。中国文化中反复强调天地万物中人最为贵（重要），天地万物中人是最灵的（灵气、聪明）；而人在万物之中也是最有主动性、能动性的。天地万物之中其他的物种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它们的活动没有多少主动性，更没有多少能动性，只有人是具有最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所以人才最贵重，最重要。
“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
我国自古以来提倡“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不是让人肆意地去主宰万物，而是提醒人怎么能够更好地管住自己，让天地万物能够按照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发生和发展，而不要人为地去干预自然。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是去逞人之能，而是要人能够用自我管理的方式，管住自己。
《管子》中有篇文章的题目叫《心术》，就是讲管理人心的问题和方法。《管子》是怎样来讲心术的呢？他说，“心”在人身中是处于“君”的地位，它应该能够管住你的“官”（眼耳鼻舌身等），人的五官应该受心的管理。而五官是跟万物接触的，五官应当能管住外物。作为一个人，你是有主体性和主动性的，你就应该用你的心去管住五官，用五官去管住万物，这个次序就是心术正的途径。但是如果次序颠倒过来，五官让外物给管住了，随着万物流走了，我们的心又让五官给管住了，那心术就不正了。所以，正常的心术是心管五官，五官管外观，不正常的心术就是让外物来管我们的五官，让五官来管我们的心。这样，人就成了外物的奴隶，也就失去了人的主体性。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强调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既不要做神的奴隶，更不能做物的奴隶。万物是天地合气而自生的，人也是天地合气中生出来的一物，但这个物确确实实跟其他的物不一样。所以人应当有自觉性来管住自己，这样才能够跟万物和谐相处。道家提出的自然无为，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人在万物中，切不可放任自己。所谓自然无为，并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干，无为的含义包括：第一，私志不得入公道，我们个人的愿望不能干预自然界整体生成发展的规律；第二，嗜欲不得枉正术，是让我们人类不要以个人的好恶去改变万物自身发展的方向。我们不应以私志和嗜欲去干预整个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而应该“循理而举事”，根据事物自身的规律去做事，应该“因资而立功”，根据条件，依靠条件去做好你的事情，建立事功。所以无为不是叫人无所作为，而是要人类不要用私志和嗜欲去干预公道正术，而且要“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总的来讲，就是要我们“推自然之势”，即循自然之规律。
“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这是老子的观点。“辅万物”是让我们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作为；你要去推动它，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个人欲望去随意地改造它。西方的文化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借鉴了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人文化成的理念，用它去跟西方中世纪以来，以神为本、一切听命于神的这样一种文化进行了斗争。以人为本的文化，使人类从神的脚下站起来了，充分肯定了人的理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使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所以才有近代文化科学的发展。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人类理性力量的呈现。
但是由于人们对以人为本、人的理性的力量的认识存在偏差，人们认为人从神脚下站起来了，以前由神来决定一切，现在应该由人来决定一切；以前由神主宰，现在应该由人主宰。这种思想发展到20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就开始反思，人类自己做主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战争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呢？很简单，战争就是为了资源财富的掠夺、争夺，哪里有财富，哪里有资源，就往哪里去，为了争夺资源财富可以做出任何违背人性的事。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又是一种人的主体性的失落。
所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中一些思想家又重新高举起新人本主义的大旗。同时，这些思想家又一致认为，这种人本思想、人文精神的资源还得从东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人文精神，是一种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而且用自觉自律来保持人的主体性的文化。人要保持人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人要自觉自律，才能与万物和谐相处，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相处。这里，自觉自律是关键，如果没有自觉自律，那就不可能达到上述三个和谐相处，因为它会放肆、放任，无所顾忌，肆意妄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教化的核心就是要让人认识到，作为人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位置：在跟万物交流中你占有主动性，所以你应该自我约束；在社会交流中，你也有能动性，所以什么事情都应该把自己管好，尽到自己的社会身份所应该担当的职责。所以整个来讲，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不断地提升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网络时代更应强调人的主体性
我们今天要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这样一些最根本的精神特征：我们今天不能做网络的奴隶，我们要主动地运用这个网络，不是让网络牵着我们走，失去我们人的主体性。
用网络来传播中国文化，在今天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真的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有一种自信心，自尊心。20世纪初，很多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哲学，当然更没有物理、化学这些所谓自然科学的内容，这其实是没道理的。因为现代文化呈现的样式与传统文化呈现的样式是不同的，不能做简单的类比。
从学科来讲，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确定一个标准、规范？什么叫哲学，哲学应该讨论些什么问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宗教又应该有什么特征，应该讨论些什么问题，以什么为标准？这些近代学科的分科方式是西方文化首先提出的。尽管我国传统的学派里儒家、道家都包含有这样一些内容，但又不完全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中华文化中间没有哲学，没有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在20世纪初，我们用分学科的方式去考察我们传统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学科理论去处理传统文化。
到现在学界还在讨论儒家是不是宗教，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去定义儒家是不是宗教。我们简单地把儒家说成宗教，那是把儒家范围缩得太小了。儒家把制度、人际关系，方方面面都涉及了，怎么能用宗教来概括呢？虽然儒家思想中也确确实实包含宗教文化的内容，但是它并没有分化出来，没有独立出来，我们也不能说它没有。尽管我们说儒家里面也有宗教的内容，但它不是像西方的基督宗教那样，以崇拜一个“主”这样的神为它的根本。儒家通过礼乐教化让我们每个人确认自己的主体性，信仰人自己的主体性，从自身追溯到自己的家族、自己的祖宗，追溯到一切生命的本源。
中国文化中我们推崇“天地君亲师”，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根本，祖先是每类生命的源头，君、师是让我们人类能够自己认识自己、自我管理好的一个根本。天地君亲师，人不能忘本，礼不能忘本，礼者大报本也，这就是礼者定位。所以我想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它归根到底无非就是报本、感恩和敬畏。西方人的信仰是围绕着神来展开的，而中国人是围绕人来展开的；一个强调人要尊重神，一个强调人要尊重自己。
我们现在用互联网传播中国文化，要让大家明白中国文化精神，而且要让大家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尊重和自信。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说在两个关键时刻，中国的文化都是一种新的力量：一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道德自觉自律去冲破西方中世纪一切以神为本的文化；二是20世纪以来发现人类又失去了自我，成为物的奴隶，一切都被物牵着鼻子走了，这时又重新想到人的主体性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我们的自信，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我们对文化的自信心，自信心的缺失让我们丢掉了文化的主体性，我们不再在坚持我们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去吸收外来的文化。而我们在历史上，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再去吸收外来文化的，因而我们对外来文化都能够进行积极的消化，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前提就在我们文化主体意识、文化主体的自觉。如果我们把文化的自信、文化的主体意识丢失了，那我们只可能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无法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反而会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具有自我特色的文化越来越衰弱，甚至于消亡。
我们现在处于网络时代，拥有这样一个有利的载体，我们首先要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重新树立起来，文化主体性重新树立起来。
要树立，首先就要让人们了解；了解也不仅仅在思想层面了解，也得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历史和创造的文明来理解、来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首先重点要向我们本国的人民来传播中国文化。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要走回来，我们把自己的文化的意义、成就发扬起来，才能让世界人民都看到我们文化的特点、优点和它的长处，让他们来吸收我们的文化，去充实和发展他们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要让世界来共享的，要让世界都来共享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文化大餐制作好。
当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想要在二十一世纪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必须尽快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然而，如何提高呢？除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开展全民教育外，我想从其他方面谈谈提高全民素质的一点粗浅想法。
所谓“素质”，是一个综合考量的概念，它具体体现在人们日常思想言行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而“素质”的提高，则应当是全面的提高，套句老生常谈的话说：应当是德智体全面提高。其中，加强人文知识的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对于当前全面提高全民素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二十世纪是高新科技获得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它在天道（物理）探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的所有世纪，这是值得人类为之骄傲的。然而，二十世纪人类在人道（伦理）的探求和建设方面是否也取得了可以与科技成就相提并论的成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本世纪上半个世纪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当时它引起了世界上许多思想家的反思。许多思想家对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取向一度发生了疑问，出现了一股新人文主义的思潮，出现了一批向往东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思想家。
但是，在本世纪的下半个世纪，随着高新科技的高速发展，物对人的引诱力和支配力是越来越强大了，注重人伦道德的人文精神被追逐物欲的浪潮所淹没，人文学科也由此而受到冷落。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仍然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是对科技的崇拜。在当今新知识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如果在科技文化知识方面不能不断提高和更新的话，则必将为时代所淘汰。
但是，在人们不断提高和更新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高、新、精、尖的科技知识，在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是否有助于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提升？许多有见识的人们发现，人类创造的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开发和应用，不单纯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成为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人类正在不断地沦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高新科技的奴隶，个人、社会和国家正在不断丧失自我个性。由此而造成的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危机。而要克服和摆脱这种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只有重兴人文精神。二十一世纪文化建构的方向，应当以人文精神为其主导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有关人文精神方面的理论资料和历史实践经验，可资我们今日借鉴。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传”，其文曰：“则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宋儒程颐对此解释说：“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叙。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伊川易传》）由此可见，“人文”原是与“天文”对举为文的，其意是指一种人伦有序、礼备乐明的“文明”社会秩序。具体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核心，融天地万物与人为一体，把人的伦理精神、道德情操的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一是强调自我超越，淡化神的权威；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曾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许多著名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思想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恐怕主要是想以儒、道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
需要指出的是，我之所以强调提高全民人文精神的素质，绝不只是为了消极地防范物欲的泛滥，更主要的是为了以人文精神来重新审视人类的价值取向，从而积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应当对自然界为所欲为，人类也无权对自然界为所欲为。人们应当以人文精神树立起“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观念，让现代高科技不仅为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服务，更要为提升人类的精神生活服务。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让我们聚焦“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一主题，从理解把握中医药学的独特思维方式、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坚守中医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探讨。
整体关联动态平衡顺应自然——中医药学的独特思维方式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论》等经典著作。
注重整体关联。中医药学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注重整体关联。它是从整体生命观出发构建的一整套有关养生等治未病以及用针灸、按摩、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中医药学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具有同根性，天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强调肝、心、脾、肺、肾等是一个整体，面对疾病，不仅需要考虑是哪方面出了问题，而且需要考虑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用药方面，中医遵循组方原则，在临床上一般采用复方，多种药物各有分工、协同合作，联合作用于多个靶点，联合起来发挥作用。在治疗方面，中医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重视精神情志和人体健康的关系，注重从身心整体上进行调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医疗队员引导患者练习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这些都有利于患者舒缓情志、增强体质，对提高患者肌体免疫力、尽早恢复健康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注重动态平衡。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可变的。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取得平衡，到下一个时间和地点又不平衡了，需要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中医药学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在于阴阳的动态平衡。“阴阳失和”是人体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内伤和外感，人的整体功能失去动态平衡。维护健康就是维护人的整体功能动态平衡，治疗疾病就是使失去动态平衡的整体功能恢复到协调与和谐状态。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需要人们注意调整生活方式，适应外界变化，从而取得相对平衡，保持身心健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成为我国抗疫方案的亮点，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原创科学的价值和优势。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既能宣肺清泄、疏散上焦，又能化湿和胃、斡旋中焦，还能活血解毒、畅通下焦，目的是调和阴阳、恢复肌体的内稳态。从治疗方式看，西医擅长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中医擅长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激发人体的防御机制。中医通常称治病为“去病”，其意思是通过调适去除疾病，恢复身体本有的平衡，并非就病论病。
注重顺应自然。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顺应自然规律。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其指导思想皆为顺应自然。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看到水总是往下流，于是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流下去，有效解决了洪水泛滥问题。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传统的堤坝，而是用竹篓装上石头，随着水的波动竹篓也会起伏。顺应自然的思想，适用于治水，也适用于人体。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不顺应自然，人的身体就容易得病。顺应自然规律，除了强调顺应事物本性，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尊重事物个性、差异性。疾病形式多变，中医通过综合分析望、闻、问、切所采集的症状等个体信息，确定相应治疗方法，并结合临床、疾病变化随时调整用药方向，注重因人制宜、因时制宜，讲究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不是单靶点发挥作用，而是根据患者病情的演变辨证施治。在治疗过程中，早期以祛邪为主，中期以清热化湿为主，后期以扶正为主，取得了显著疗效。
推进中医药科学研究，科技支撑中医药振兴发展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中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促进中华民族昌盛和保障中国人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难得历史机遇，中医药在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回顾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中医药工作者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以提高临床疗效和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问题为中心，广泛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在国家重大专项和科技支撑计划等规划支持下，中医药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在重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在我国医疗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令世界瞩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彰显了中医药对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近些年，国家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及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临床科研体系建设顺利开展，建立起涵盖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室和科研实验室；着力建设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初步形成以独立的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药大医院为研究主体，综合性大学、医院、中药企业等参与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这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提高临床疗效、保障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科技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尽管近些年中医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中医药科技基础薄弱，在理论研究、药理研究、客观化标准化研究、中医药循证方法学等方面，仍有一些难题需要攻克。推进中医药科学研究，重在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以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将临床实践和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加以研究，在解决问题中推动成果转化、科技进步。近年来，我们在重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的一批科技成果，如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理论研究、络病理论及方药研发等，都是围绕国家和社会需求进行研发取得的。
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医药原创成果。屠呦呦研究员领衔的团队从古方中受到启发、找到灵感，用现代科技手段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转化成一种强有力的抗疟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医药虽古老，但其理念并不落后，有些已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必须坚持把原创的中医药理念、经验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自己的开拓创新之路，形成一种“思维+首创+科技+转化”的中国特色研究模式。同时，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增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韧劲和钻劲，认准稳定的研究方向，踏踏实实做科研。
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统一，是中医药科技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坚持中医原创思维的基础上，注重多学科合作，海纳百川、融合创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证候学流调采用手机APP采集、远距离传输，在千里之外的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不到一周，4省20家医院千余例确诊患者证候信息就汇总出来，经过信息处理和专家分析得出“湿毒疫”的诊断，有力指导治疗，为患者临床救治争取了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必须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突破我国科研发展的关键瓶颈，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重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进行研究论证；建立符合中医药规律的现代评价手段，将中医药治病的机理药理阐释清楚。加强《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对古方的科学内涵和思维理念进行研究消化再吸收，并转化为新的技术成果。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在一系列科研*策支持下，以需求为导向，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中医药事业必将加速振兴发展。
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大力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
*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近年来，中医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从业人员数量与结构得到改善，中医服务总量持续上升，但仍存在高质量供给不够、特色不突出等问题。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策措施》针对中医药人才发展的制度短板和弱项，完善了顶层设计，强调夯实中医药人才基础，提高中医药教育整体水平，坚持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加强中医药人才评价和激励。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须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大力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
坚持立德树人。中医药博大精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薪火相传。如何培养出德才兼备、内外兼修的中医药特色人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大力推动中医药人才培养，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此，需要充分发挥教师队伍“主力*”、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医药院校教师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熟悉掌握国家大*方针和中医药历史文化典故，充分挖掘中医药课程中蕴含的思*教育元素，加强通人文、读经典、重临床、强能力的综合教育，将知识传播和人格塑造紧密结合起来，让青年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树立积极健康的职业价值取向。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以屠呦呦等老一辈中医药工作者为榜样，胸怀祖国、勇于担当，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善于传承、勇于创新，潜心研究、淡泊名利，切实承担起新时代赋予中医药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优化课程体系。《*帝内经》提出，医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中医药人才。优化课程体系，不断增强青年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对于培养和造就一批高素质复合型中医药人才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学教育取得长足进步，但也不同程度存在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的现象。有的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医药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导致青年学生人文底蕴不足；有的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结合得不够好，导致青年学生临床能力不足。中医药院校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建立以中医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中医药类专业课程体系，增设中医疫病课程，把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结合起来，把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统一起来，让青年学生具备深厚的知识基础、宽阔的专业视野和较强的适应能力。注重选拔和培养中医药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热爱中医药学的优秀青年学生，拓宽其多学科交叉和个性化发展路径，完善青年学生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
注重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中医药师承教育是独具特色、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和学术传承规律的教育模式，是中医药传承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具有师徒关系紧密、教学方式灵活、注重个性专长、突出实践技能等特点，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对传承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理念、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应看到，传统师承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着学习内容与形式不明确、质量良莠不齐、人才培养效率较低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满足中医药快速发展的需要。院校教育有助于中医思维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中医药与现代知识的结合。中医药院校要强化医科教协同，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把传统教育的精髓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强化中医药基础理论教学，加强多层次师承教育项目，扩大师带徒范围和数量，建立早跟师、早临床学习制度，将师承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着力培养青年学生的中医药学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彰显独特的中国智慧，坚守中医价值理念
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医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抗疫答卷，彰显了独特的智慧和价值理念。中医的价值理念，可概括为仁、和、精、诚。
医者仁心。“医”作为一种职业，其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一职业特点被称为“仁术”。“仁术”一词最早出现于《孟子·梁惠王上》，即“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它一开始并不是指医术医德，而是指从仁爱行为推广开来的治国之术，后世则将“仁术”作为中医的专称。将中医视为“仁术”，旨在强调医者要具有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保护生命的爱心，正所谓医者仁心、仁者爱人。“仁”是“术”的前提，“术”是“仁”的体现，仁爱之心通过医术得到充分体现。中医强调“待患若亲”，即把患者当亲人。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分不开的。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所著《大医精诚》一书，明确了为医者的基本要求：“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所有这些，不仅是从医的入门条件，而且是衡量一个医者是否合格的标准。
调和阴阳。中医将人的健康状态称为“平”，将健康人称为“阴阳和平之人”。《*帝内经》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调和阴阳，以平为期”的健康基本法则，倡导“天人相应、调和致平”的价值观，主张在自然观上“天人相和”，在社会观上“人我相和”，在身体观上“形神相和”，在治疗观上“阴阳相和”。中医将人的生命和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将人内在的五脏六腑和外在的五官四肢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人只有通过调和阴阳，依靠自身脏腑、经脉、气血的功能活动及调节能力，才能达到人体内外的协调统一、形神气血的协调平衡。在治疗方法上，中医是扶正祛邪式的调和性治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普遍使用且疗效显著的“清肺排毒汤”，来源于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四个经方，蕴含中医治疗学调和阴阳的价值观念。中医注重扶正祛邪、整体调节、多靶点治疗，一方面扶持正气，提高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祛除邪气，将体内疫毒排除出去。
精勤不倦。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邈提出“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我国古人认为，医者除了学习医学和易学两门专业课，还须广泛涉猎经史子、儒释道等领域，以开眼界、拓心胸。《*帝内经》称医者为“工”，倡导医者发扬工匠精神。中医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关乎患者性命，一定要精益求精，真正掌握救死扶伤的高超技艺。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三药三方”，是多位中医专家经过反复讨论、精心研制才确定的，能够根据患者病情变化一人一策、随证化裁、及时调整，注重体质、疾病、症状“三结合”，同病不同治，同病不同方，精准施治，有效降低了发病率、转重率、病亡率。据统计，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截至年7月，中医药已传播到全球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40多个外国*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为维护人类的健康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守信戒欺。“诚”是“医者仁心”的外在表现，如果说“仁”偏于恻隐为端、慈悲为怀的医者之心，那么“诚”则偏于心怀至诚、一心赴救的医德行为。孙思邈提出，在患者求救时，无论对什么患者都要“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其大意是说，诊察疾病，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错。这体现了真诚恳切、守信戒欺的品质。明代中医学家龚廷贤提出“医家十要”，明代外科学家陈实功提出“医家五戒”，对医者行为都作出具体规定。对待患者要严守医密，不以虚言诳人，不以危言相恐，不以神方秘术炫世惑众，不曲顺人情以保己名，其中就有“诚”的要求。中医强调，医者要诚信求真，慎独自律。除了慎独外，对同道“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
来源：人民日报年04月28日第15版
汉武帝时儒生董仲舒为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治的需要，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儒教是不是宗教？本来儒教的“教”是教化的含义，与欧洲宗教原来的意义接近，但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宗教概念发生变化，变成了跟世俗、跟科学相对立的概念，以这样的方法和角度去衡量中国的儒教，很多人就认为儒教就是一种学理，而不是宗教。自近代以来，中国很多人就认为儒教不是宗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为了避免儒教和现今宗教相混淆，就都称儒教为儒家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学者又提出来一个观点，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最初提出来并比较坚持这个说法的是任继愈先生。他也是我的老师，已于年病逝。他的理论主要是，一种文化不可能没有宗教，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宗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他认为儒教至少是具备了宗教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它有其经典，有基本的教义，还有传授传播这些教义的儒士，还有宗教的仪式；以宗教的性质来界定，好像全部具备。
儒教或是儒家，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这是其一。另外，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社会作用，确实也相当于西方传统宗教的作用。这两点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我们说儒教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它发生于汉代，主要在西汉。汉代儒家地位急剧上升，特别是在东汉。西汉时期，我们知道定儒家于一尊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当时的一些儒生，主要是董仲舒的建议，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讲，当时这还只是形式上的，因汉代的整个指导思想与治国理念是*老之学，并不完全是儒家的思想。*老之学在汉初一直是*治的指导理论，也有人说是道家里*老学派起了作用。当汉武帝宣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到他的孙子汉宣帝继位时，还有儒生向宣帝提意见，说他治国没有完全按照儒家的方法去做，汉宣帝就明确地告诉他“汉家自有制度，向来是以霸王道杂用，奈何纯用儒家”。
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情况出现，一是将孔子抬高到教主的地位，将孔子称为“素王”，素王就是没有王位的王，是个教主。同时对孔子重新进行了装扮，当时汉代也确定了“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作为儒家最根本的经典。围绕着“五经”这时就出现了一大批的纬书，有经就有纬，就像我们织布有经线也有纬线，地球也有经线和纬线。“纬”是配合“经”的，这些纬书对孔子做了描述打扮，说孔子的脑袋很大，脑袋上还有坑，有河马那样大的嘴，这种描述下孔子已不是人了，而是一个神，这就将孔子神化了。
另外，还完成了很多教典的整理，如《礼记》。在古代，礼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官制，官的制度和职位这样一些内容，《礼记》主要是来阐发《仪礼》的思想，而《仪礼》里面则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仪轨，用以管理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情。纬书出现后，对这方面的介绍就更加细致，所以儒家在汉代有类似宗教化的趋势。
只是到了汉末，因为儒家强调人的道德品行是评判人最根本的原则，汉代对人才的选拔，也就遵照这一原则来进行。汉代选拔官吏是怎样一个制度呢？叫“察举制”或“荐举制”，即考察、推荐、察举、荐举。哪些人会被推选出来呢？当然有很多的条件，但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孝廉”，孝和廉是基本条件。推举都是基层推举，由乡里或村里推举，层层上推，大家公认这是个大孝子就可以推举，当然也不是随便推了就算数，还要认证。除了孝之外还有廉，廉指清廉、廉正、刚正不阿。这个本来应该是很好的事情，但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推行久了就会弊病百出，最后出现了很多很虚伪的、沽名钓誉的“孝廉”，实际上他既不孝也不廉，但故意装出很孝很廉的样子。按照儒家的观点，怎么算孝呢？除了生前好好供养父母，死后还要守丧三年，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为什么呢？你从出生到能够独立活动，至少需要被照料三年，所以守丧也要三年，这是孝的重要标志。这个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你当再大的官，父母去世都要马上停职去守孝，明清都是这样，这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汉代时就是以这样一个标准来选拔人才，所以很多人就装作很孝，父母死了、埋葬了，他就在墓边搭个草棚子待上三年，有时还不封墓道，在墓道里生活三年，沽名钓誉。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他在墓道中什么都干。到汉末就出现了一大批伪君子、假道学，人们对这些现象非常痛恨。
另外，“五经”已经到了这种地位：很多人都去注解“五经”，五经中的一个字就有上万字的解释，人一辈子读经都读不完，被称为“皓首穷经”。因此汉末学风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玄学”，意在恢复人的自然本性。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儒家宗教化的进程就被遏制了，要不然的话，它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宗教。汉代整个儒家的进程一是宗教化，二是制度化。宗教化被遏制了，而制度化应该说是成功了：汉以后基本上历代统治者都是按照儒家理念治国和制定各项*策。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取得了*权稳定下来以后，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是制定和完善各种各样的制度；二是修前朝历史，就是修史。所谓修史就是为了吸取前朝的历史经验，吸取前朝兴起的经验和灭亡的教训，中国非常重视历史作为借鉴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确实起到了像欧洲古代宗教的社会作用，它管起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有各种各样的规范。《礼记》里记载有各种各样的礼，最重要的有六种：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礼、乡射礼。六种礼把整个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都涵盖进去了。冠礼就是成年礼，近几年国家也在逐步恢复成年礼，很多地方都在做，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冠指戴帽子，成年了嘛，就是成年礼。婚礼就是合一姓之好，传万世之宗，传宗接代。丧礼就是人死了，死后要隆重地悼念，为什么？报恩啊，父母的养育之恩，懂得报答父母之恩，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淳朴。祭礼，也是一种报恩，祭天地山川，天地山川赋予并养育了我们的生命。乡射礼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社区生活，体现了尊老爱幼这样的精神。朝聘礼，任用人、聘用人，任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慎重举行。现在学校中不也有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以及聘任礼吗？这些都是大事，所以要“齐之以礼”。如果从这些方面来讲，儒家确实起到了类似传统宗教这样一种社会作用，比较符合传统宗教的概念，但它不符合近代以来的宗教定义，所以就出现了争论：有人认为是宗教，有人认为不是，争论不休，一直到现在还是莫衷一是。
我们说，即便说它是宗教，它也体现了中国宗教的特殊情况：儒教虽然起的作用与西方古代宗教相同，但它的整个理念和表现形式却是很不相同，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梳理。我们不能因为它起着与西方古代宗教相同的社会作用，就忽视了其作为中国宗教的特殊性，而恰恰要重视由其特殊性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差异，从而弄清楚中国宗教观念的特点，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宗教观念。
（本文摘自《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版）
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约六百余年间，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以及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以至“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它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这些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儒家并未独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阵地，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地融入了其它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可见，当我们说到所谓儒家文化传统时，必须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因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在这篇短文中，仅准备就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释道三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就此谈一些想法。
我们先从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谈起。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始蔚为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此外，法家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合同异和公孙龙离坚白之争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今传《管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学派相互融合的各类代表作。其中既有以儒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为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在荀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为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倾向。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发展。而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系辞》，则明显地是儒、道、阴阳思想融合的产物。
在不同学派的相互对立斗争中，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渗透和融合，这是不以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是其中有自觉或不自觉，高明或拙劣的分别而已。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时，援引了《周易·系辞》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详细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优缺点，然后从道家的立场出发，认为道家乃博采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之的最完善的学派。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史记·自序》）
司马谈的分析论述，符合西汉初期盛行的*老之学的真实情况，即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体，博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
两汉自汉武帝起，虽说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统”之效。其实，终两汉之期，道家思想始终与儒家并存，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而阴阳五行学说，则深深地渗透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血脉之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编定的《白虎通义》是两汉正统儒家思想的范本，然两者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儒家*治、伦理理论的形上学根据的。从《文子》、《淮南子》到严君平《道德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些两汉的道家代表著述中，也都大量引入了阴阳五行学说。两汉之际的扬雄，融摄儒道而作《太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则声言“虽违儒家之说”，然“合*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照样呈现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冲突、融合的复杂局面。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之地。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取得这样的社会影响，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在中华文化环境下自我调整的过程的。西晋以前，中国人信佛者极少[1]。东汉时期，佛教被视作与道家清静无为之道，以及民间神仙方术一样的东西，对其教义理论的根本精神并没有深切的了解。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虽说也已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但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即使用所谓“格义”的方法。这也还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论精神之所在。因此，不少人主*经当“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为上（道安《鞞婆沙序》，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５０页）。又在玄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竭力提倡对佛经精神的了解，也必面以“得意”为宗旨。如道生：“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同上第页）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典，大致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后，随之而来就发生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按照人们原先的了解，道家思想不应与佛教有多少冲突。此时的佛道冲突已变化为道教与佛教之间争夺社会地位的冲突。然而与此同时，佛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十分突出。如东晋某种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庄子之学，他所作的《肇论》，用庄周汪洋恣睢的文辞、道家的名词概念来宣扬大乘性空中道观。在使用中国文辞和概念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不露一丝琢痕的高妙境地。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此外，隋唐之际兴起的天台宗，唐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密宗等佛教宗派，也都明显受道教影响。同时，道教受佛教的影响尤为明显，诸如仿照佛藏而编造道藏等。唐以后的道教典籍中，包括许多基本道经的注疏，如唐成玄英的《老子义疏》、《庄子注疏》等，都大量地引入了佛教的要领和理论。至于道士谈佛理，和尚注道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东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冲突，开始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以后则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问题：1、僧人弃父母而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抵触；2、出家僧人是否应当礼拜王者；3、神灭还是神不灭。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了一股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即倡言所谓“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27页），又如著名僧人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同上第84页）
这一时期调和、融合佛儒者，主要来自佛教信仰者。一般讲，他们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多以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来证明佛教的出家并不违背传统在家的孝道。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也是以调和解决的。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又说：“变俗投簪者（指出家当和尚），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同上第82页）慧远的说法是以实际上的服从王者，换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至于以后的僧人，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在以上两方面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至于对第三方面的问题，调和论者则竭力寻找各种资料，以趋附、证明佛教轮回报应和神不灭等教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已有之。又正如同说，孔子的“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宗炳《明佛论》，同上第页）；儒家五常即佛教五戒（颜之推《归心篇》，同上第页）等等，都是竭力将传统文化牵合于佛教理论，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
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如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赵眘语，见《三教平心论》卷上）。因此，也就采取三教兼容的*策。许多帝王还亲自带头宣扬三教经典。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外，还著有《中庸讲疏》、《教经义疏》、《老子讲疏》等。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别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一起论辨。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的简要实录。白居易以儒臣身分出场，另有安国寺沙门义林和太清宫道士杨弘元。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出家僧尼和寺庙的剧增，也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经济的和*治的问题，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后，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同时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文化领域，也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了解东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老。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老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老著名，曾巩在《梁书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韩愈在《与大颠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韩昌黎先生外集》卷二）。又谓，大颠“颇总明，识道理”，“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与孟尚书书》，《全集》卷十八）。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菜园院佛殿记》，见《元丰类稿》卷十七）。[2]
从哲学思想方面看，儒佛道思想的冲突斗争是最激烈的，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是很明显的。唐代各佛教宗派，除唯识法相宗外，其它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禅宗是中国特创的佛教，它舍弃了佛教理论中大量的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在沟通儒佛方面，大开方便法门。之后，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为深入。他所著的《华严原人论》，把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起判别其优劣高下，这是以前佛教各宗派的判教中所没有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书中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理论，并加以会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说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又如，天台宗中兴大师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学根柢。他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可说是综合儒佛思想的创见。而反过来，又分别给予佛教的“佛性”论和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理论以极大的影响。此外，如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辅教编》等）、智圆（自号“中庸子”，著有《闲居编》）、明代高僧德清（著有《大学中庸直指》、《观老庄影响论》等）、智旭（著有《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等，在提倡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看重分析一下宋明理学与佛道，特别是佛学的关系问题。[3]宋明理学的萌发，可推求于唐人的韩愈、李翱。韩愈虽严厉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标举道统，实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翱则暗引佛教之“性”义，著《复性书》三篇，以诠释孔孟之性论，[4]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天事性命之学。同样，宋明理学家虽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在其思想中无不渗透着佛老之说。[5]
被奉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他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实源自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而他的著名散文《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洁之性，以及他在《通书》中大力提倡的“主静”说等，都十分明显地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其实，程颐自己也同样如此。程朱理学所着重发挥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就与佛教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语本唐澄观的《华严经疏》。关于后者，程颐在归纳佛教华严“四法界”理论时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回万理归于一理。”并且明确表示，释氏此说“亦未得道他不是”。（《二程集》第页）朱熹则最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说：“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从《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佛学是有广泛了解的。
自唐宋以来，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不读佛典的。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以及《愣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这样一些佛典通常都是一般文人和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基础文化素养中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读这些大部的佛典，那至少也会读过如《金刚经》、《心经》、《阿弥陀佛经》之类的佛典精本。
本来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中，各派之间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和规律。然而，那些正统的理学家，为了争正统，非得否认这一点不可，这是很不高明的作法。当然，也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是不否认对佛老的吸收的，有的还公开提倡对佛老进行研究。比如元真德秀作《心经注》，明王夫之作《相宗络索》等，对佛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又如清代中期的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人，也毫不隐晦地一面讲儒、一面讲佛。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
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作为构筑新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也还是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这时的“三教”融合，往往还渗入了某此西文哲学流派的思想因素。在五四以后的思想家中，诸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马一浮（著有《复性书院讲录》、《宜山会语》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识论》、《原儒》、《十力语要》等），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熊十力最为典型。他那以“体用不二”为主干的哲学体系，就是在揉合《易传》、陆王、王夫之，以及佛教华严、禅宗等各家理论，采用法相的分析法，构筑起来的。他的体系可以说是，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取精用弘”，“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十力语要初续》）在近现代的一些哲学体系中，熊十力是具有较丰富特色的，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是在一种相互矛盾斗争，而又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既没有发生某一家把某一家吃掉的现象，更没有造成三家归一家的结局。而是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而与此同时，也就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提高。
注释：
[1]据东晋的恒玄说：“囊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难王中令》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页）
[2]宋代张商英的《护法论》、元代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代姚广孝（道衍）的《道余录》等著作中，都从佛教信仰者的立场出发，批驳了韩、欧及宋明理学家排斥佛老的理论，揭发他们思想中溶入佛老思想的实情，并竭力鼓吹三教在世，缺一不可，提倡三教调和。
[3]这里主要分析程朱派理学。关于陆王心学，其中吸收有大量的庄、禅内容，众所周知。明代陈建著《学蔀通辨》以辨朱、陆之异，专门揭示陆王心学中的佛老思想因素，也非为无见。可供参考。
[4]清阮元在《塔性辨》一文中说，唐李习之“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于二氏’。于是作《复性书》。其下笔之字，明是《召诰》、《卷阿》、《论语》、《孟子》内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著于书者，仍是浮屠家无得而称之物”。又，阮元在《复性辨》一文中指出，“复性”概念出自《庄子·缮性》：“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其义与佛言近。李翱以庄语代孔颜，又由庄而入禅，则失矣。（均见《揅经室续集》卷三），此说可供参考。
[5]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欲知宋学渊源，可以看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论》，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复性书》，儒家李翱所作。”又说：“自唐末起，历宋金元明，在全国思想界最占势力，为这一派调和儒佛论。佛教方面的澄观、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华。儒家方面的梁肃、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诚然，以宋代学术同他们比较，觉得幼稚肤浅，但宋学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们的论调，就不知宋学的来源。”
原载于《文史知识》年第8期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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