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患处会脱皮吗 http://m.39.net/pf/a_4360245.html杨奕望（—），男，广东大埔人，医学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医学史、中医药文化研究。钟微（—），女，广东湛江人，医学硕士，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主要从事中医药编辑、中医医史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女医研究回顾、平议与展望
杨奕望钟微
［摘要］回顾我国古代医学发展，广受世人敬仰的多是医术精湛的“医圣”、“药王”等男性医者形象，而史册留名的女性医疗从业者，可谓寥若晨星。古代女医的相关史料虽然零碎、杂乱，却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线。她们是不可或缺的性别构成，也是医疗社会史的重要部分，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历史功绩。分析整理我国古代女医的相关文献，综述平议近年研究成果，尝试还原我国古代女医的原貌，以冀进一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与改善女性医学的认知方式等。
［关键词］古代女医；女性研究；医学史；中医药文化；妇女史
刊于《思想与文化》第25辑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0ZD）。中国古代女医研究属于医学史范畴，也与妇女问题、性别史研究等学术领域休戚相关。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女性学研究浪潮，涌现出一批主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妇女史观来分析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文章，古代女医的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在我国千百年的医学发展进程中，始终闪现女医的身影，是不可或缺的性别构成，也是医疗社会史的重要部分。如美国史学家琼·W.斯科特（JoanWallachScott）所说：“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但许是材料欠缺或观点局限，古代女医研究尚处初起阶段。近年伴随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我国古代女医研究逐渐受到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重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古代女医的由来及其稀缺的原因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从事医药工作的主要人员也为男性，广受世人敬仰的多是医术精湛的“医圣”、“药王”等男性医者形象。若置于宏观的性别视角，“第二性”女性则被视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Subject），是绝对（the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Other）。故而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古代女医，主要包括年以前参与实践社会医疗行为的我国女性，具体包括女医师以及具有一定专业技艺的医婆、稳婆等人，同时涵盖那些通晓医理的女性宗教修行者。史志最早记载的女性医疗者是西汉义姁，《史记·酷吏列传》“义纵”条载录其姊义姁的生平。义姁因其医名被汉武帝赏识，入宫侍奉王太后，后拜为女侍医。由此可知，女性医疗者的早期称谓，较为常见的是“女侍医”。中医学者张效霞提到，西汉少府太医令属职内就有“女侍医”和“女医（乳医）”的职称；女侍医和女医皆为皇家服务，而女医主要负责皇族女性的生产及产后疾病的诊治。到了唐代，仍有官婢被选参加安胎、难产、疮肿、针伤的学习，经过严格考试后成为女医。唐代女医的学习由太医署博士口授医理，另立别院独立教习，更注重实践。伴随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医疾令》的梳理、考释，唐令“女医”条为唐代女医研究提供了扎实资料。宋明时期，宫廷女医还可根据年龄的不同称之为“医妇”、“医婆”，或可统称作“女医”。事实上，宫廷女医大多来自民间，精通方脉的民间女性经过地方举荐或考试后方能入宫。因此，民间女医的培养方式就成为亟待考察的问题。林亭秀等学者就对女医的培养模式从社会传统教育、医生职业特点等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古代女医成才途径主要有三种，一为出身世医家庭或随夫行医；二是幸得真传或自学而成；三或是成为研习医术的女道人。古代女医成才模式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古代女子社会地位不高，大多被剥夺接受教育的权利，由此极大增加了她们学习医学的难度。显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传统下的伦理规范同样束缚了女医的成长。面对女医稀少这一事实，究其原委势在必行。医史专家徐建云教授对女医稀缺原因的总结较为全面，认为古代女子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少、程度低，且教育目的不在启迪智慧、增进学问，而仅仅注重礼法纲常。这是导致女医人员不足的首要原因，上述林文也采纳这一观点。其次，古代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让女子继承父业而从医的可能被抹杀，乃至某些行之有效的独特医技也因此湮没。此外，医生职业的开放性有悖于古代女子“足不出户”的生活规范，也不利于女医的培养。最后，古代女子行医具有极大偶然性，她们要么出身医学家庭，要么随夫从医，或是偶习医学的修道者，抑或是恰好靠医技维生之人。此后，张秀传所归纳汉代女医人数有限的三点原因、沙蕾等探讨社会环境和女医成才的相关性以及王丽述及的古代女医文化素养教育的不足等，所持看法大体与徐文一致。二、古代女医群体的演变中国古代妇女人口数量众多，而为她们诊治疾病的大夫一般为男性，女医可谓少之又少。相对女医人数而言，女性患者定不在少数；再者，多年“男女有别”的传统思想为女医治疗女性涉及身体隐私的疾病创造了条件，女医本该供不需求。但是，女医群体的发展历史中，人数不多已是不争之事实。中医文化学者张继等撰文从各朝各代医*文化制度将我国古代女医的兴衰历程逐步展现出来。张氏指出，秦汉之时医官已经制度化，民间医术高超的女医生也可应诏服务于宫廷。但宫廷女医服务的对象以及诊治疾病的范围都受到了局限，遂鲜有出类拔萃之人。魏晋时国家设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始有雏形，刘宋尚有太医官男女教习，后因战乱而此制废黜。隋唐医*更注重医学著述和公开性的教习，这对当时的女医著书行医起到推动作用，比如赵婆、胡愔都有医籍流传。到得宋代，医学被纳入儒学的教育体系当中，但女医并不擅长儒学之道，其医技多以秘技流传，而鲜少医著留世，女医发展逐渐走向边缘化。金元时期注重医者质量，强调医者基础文化的培养，必令其熟谙经典。与金元医学的发展高峰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当时女医发展的历史低谷。明清时期对各行业实行世袭制度，女医在家传医技的丰厚土壤中再次找到成长的空间，女名医崭露头角。之后女名医与女民医的分层日益明显。历史学者李志生则将古代女医具体分为四类，即官府太医令属下的女医、女儒医、士人家族女医、下层女医及其他妇女健康护理者，对其各自特点进行总结，并分析了当时社会对各个女医群体的态度和原因。李氏认为，古代医学以“文本”教育为重，所以正统医学人员对一、三、四类多以口授师传习得一技的女性医护人员颇为排斥，只有极少数熟读医学典籍和各家儒术的女儒医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由于古代女子教育的不完善，女医医学水平提高较难，被边缘化愈演愈烈。而青年学者王美美以《医部全录》为中心，讨论中国古代医者群体及其变迁，其中也对古代女医群体作了初步介绍。美中不足者，在古代女医群体研究之中，还有一些身份特别的方外人士未被充分发掘，采用修行与行医相结合的方式的方外释道女医群体，也该得到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