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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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艺之道，曰经与史
李倍雷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摘要
《汉书·律历志》引《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给出了“立天之道”“立地之道”和“立人之道”，如果接着讲，那么“立艺之道”为何？按照“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脉络路径与文化逻辑，“艺术”是人类最高技术的展示与运用，是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接相连的技术。所以“艺术列传”中那些掌握最高技术的人几乎是通《易》之人，甚至有的是通“五经”之人，而“艺术列传”本身就被纳入“二十六史”正史中，“艺术”交织于经与史之中。故此，我们认为“立艺之道”必然就是“曰经与史”。
关键词
立艺之道；经与史；“艺术列传”
基金项目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体系与相关问题研究”(19AZS)的阶段性成果。
《汉书·律历志》引《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那么，“立艺之道”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接着讲的课题。有关“艺术”的概念在《后汉书》中最早提到。《后汉书·安帝记》言：“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伏湛传》又言：“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后汉书》这里记载的是诏议郎或五经博士作校对编辑工作，两处提到“艺术”，均以五经、传记、诸子百家为校对的对象。不仅如此，“二十六史”还为“艺术”立传。《晋书·艺术列传》云：“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不难发现,《后汉书》提到的校对编辑工作与《晋书·艺术列传》的“小序”已经贯穿了“经”与“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经”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甚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与灵魂，是儒学代表性的经典文献，被古代推至官学与私学的地位；“史”记录了中华延续性的历史，纵观历史，鉴往验今，具有镜鉴意义与史学价值，同时创建了六大史学体例。“十三经”与“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通常被称为中华文化两大支柱系统。基于此，我们提出“立艺之道，曰经与史”，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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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五经、贯六艺”说起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认为由于“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所以他提出要以通古今之理的《春秋》统一，具体用周代“六艺”建立孔子之术——儒学，统一大道。《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所以孔子把“六艺”作为授“道”的“私学”课程。司马迁认为：“夫儒者以六艺为法。”战国开始将儒家著作称为“经”，即庄子说的“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庄子《天下篇》亦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秦时焚书《乐》失传，至汉遗存“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汉武帝时期始建《易》《尚书》《诗》《礼》《春秋公羊》“五经博士”官学制度。《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后汉书·儒林传》云：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后汉书》中的《儒林传》所描述的是《易》《尚书》《诗》《礼》《春秋》五经之学的兴盛与不同学士之擅长。“经学”是与仕途相连的官学，亦是后来国子学或国子监研习的要求。章怀太子李贤(—)在注释《后汉书·伏湛传》“艺术”时云：“中书，内中之书也。《艺文志》曰‘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其成数也。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作为太子作这个注，实际也隐含了对国子监的要求，即要求“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言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具有一定的标杆意义。虽然说“六艺”与李贤所注“艺术”不完全相同，但将“艺术”的“书、数、射、御,医、方、卜、筮”与“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对照，就可以看到部分重叠的关系。至少“艺术”中与“六艺”重叠这部分可以作为“官学”内容理解是说得通的。
《汉书·艺文志》言：“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意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之知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记载：“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此后“国子学”或“国子监”虽有名称上的微小变化，但仍然将“五经”纳入教学内容，“六艺”也纳入国子监作为不同“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培养国子监生徒全面的素养。汉代立“五经博士”是把“五经”统一在独尊儒学的体系中，以达到“独尊儒术”的目标。在“通五经，贯六艺”的各项官学要求中，生徒学习与掌握“五经”与“六艺”各有其目的。“五经”注重内化的学术或学养，是国学或国教要求对个人内修的达成；“六艺”是重外化技术、行为或修为，是个人的外修，本质上是对儒学具体化要求的践行，通过对“六艺”的学习，掌握六种技艺，所以孔子是把“六艺”作为六门基础课程。《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虽然研习“五经”“六艺”各任务有所不同，但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对“五经”还是“六艺”，在学理上的认知都是对于个人的修炼。因此，古代中国官学中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通五经、贯六艺”，内外兼修双成。
我们现在所说的“十三经”是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增加而形成的。春秋传有“六经”：《书》《诗》《礼》《乐》《易》《春秋》；秦焚书时，《乐》失去，西汉缺《乐》，故为“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东汉时期增至“七经”，在“五经”基础上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唐代增至“九经”：《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唐文宗开成十二年，在此“九经”基础上增加《尔雅》《论语》《孝经》,构成“十二经”。北宋时期传承了唐代“九经”制，南宋南迁以后，将《孟子》提升为“经”，与唐文宗开成“十二经”合为“十三经”。十三经之首《易经》，其《贲卦》明确界定了“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尚书·舜典》言“睿哲文明”，孔颖达注：“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经书中对“文化”与“文明”做了规定性的阐释，也奠定了“艺术”形而上的概念基础与基本意义。
再说“史”，这里指的是正史，也就是通常说的“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中国始有正史，从体系、体例到撰写方法都系统性地开启了历史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独一无二的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司马迁传》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应该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主要动机与目的。《汉书·司马迁传》又云：“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与后世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的断代史合称“前四史”。以后《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等，直到《清史稿》皆为正史。除“二十六史”之外，还有其他史学经典，如司马光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上述正史不但提供了历史脉络，还提供了史学体例。
“经”与“史”交错形成中国文化的源与流，是“以经证史”的关系，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形态和左图右史的书写实录，当然亦是奠定形而上的“艺术”概念的基础，尤其是《诗》《书》《礼》《易》《春秋》与“二十六史”中的《艺术列传》《律历志》等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传统对“艺术”概念的认知，首先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这就是《易经》为什么会说“形而上谓之道”。由此，自上而下寻找到“形而下”的“器”，最后才将“艺术”具体化，将形而上的“艺术”概念贯穿到具体内容的物体化的表达，这也是《易经》为什么说“形而下谓之器”的依据。
“五经”之首的《易》，始于伏羲制卦，完善于周，又说：“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易》的意义与目的如孔颖达所说：“明占筮之法、揲蓍之体，显天地之数，定乾坤之策。”亦云：“言圣人作《易》，与天地相准。谓准拟天地，则乾健以法天，坤顺以法地之类是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者，以《易》与天地相准，为此之故，圣人用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弥谓弥缝补合，纶谓经纶牵引，能补合牵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仰以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者，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是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谓事也。故以用易道，仰观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义理事故也。”《易》“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实际上《易》是“仰观俯察”的“天文”与“地理”的文化集大成,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三代远古智者“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探索与实践，总结出来人类最高的文化智慧与思想，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源头，以后的中国文化形态和哲学思想包括艺术形态和艺术思想都是从《易》演化而来。所以，《易》是先秦到汉代官学或经学博士必须掌握的典籍，自然也是“艺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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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说起
《史记》开创中国正史体例及其区分类聚，“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皇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后世正史而因之。其中的《艺术列传》是我们主要探讨的。刘知几《史通通释·列传第六》云：“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入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正式用“艺术”这个概念立传的是《晋书》，其后相咸祖述。唐代官修《晋书》由唐房玄龄领衔主修，《周书》由令狐德棻领衔主修，《隋书》由魏征领衔主修，《北史》由李大师、李延寿父子领衔主修，唐代时期主修的这四部史书皆有《艺术列传》。当然，早于上述《艺术列传》成书于北齐的正史魏收所撰《魏书》，设的是《术艺列传》，与《艺术列传》仅是概念称谓上略有变化，但内涵与本质不变。《隋书·艺术列传》与《北史·艺术列传》在前史的基础上将“艺术”做了完整的分类并对艺术的功能作了阐释，二者表述完全一致：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辩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
《隋书·艺术列传》与《北史·艺术列传》表述上的一致，大概因为李延寿曾官修《隋书》以及《五代史志》等正史。所以，《艺术列传》进入《隋书》《北史》正史中且对“艺术”有完整的分类，李延寿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司马光《贻刘道原书》云：“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同时，我们推测李贤在注释《后汉书·伏湛传》的“艺术”概念时，可能参考了《隋书》《北史》等唐代官修的前代正史。换句话说，李贤所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与《隋书·艺术列传》或《北史·艺术列传》中的艺术分类相近似。唐代对“艺术”概念运用很常见或者说对“艺术”这个概念很感兴趣，这也是唐代修史时改变前史《魏书·术艺列传》而用“艺术”这个概念立传的原因。
从《魏书·术艺列传》到《晋书·艺术列传》《周书·艺术列传》《隋书·艺术列传》《北史·艺术列传》再到《清史稿·艺术列传》，不但了表明中国“二十六史”正史为“艺术”立传，而且也意味着“二十六史”是“立艺之道”。根据《隋书》和《北史》的《艺术列传》“小序”所表述的艺术内涵来看，“艺术”区分类聚为六类：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从《艺术列传》的分类看，与许慎《说文解字》对“艺”与“术”的阐释基本一致，强调的都是具有实用性的“技术”或“能力”，我们从上面引用的“艺术”分类后面对其每一类的功能描述就能清楚地看到对“技术”或“能力”强调的特征。当然，不同“艺术”分类的“技术”或“技能”并非一般性的“技巧”，而是要求掌握这些“技术”或“技能”的人需要通晓经书典籍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虽然不是非得要像张衡那样“通五经、贯六艺”，但大抵是要知晓并掌握“五经”与“六艺”。《艺术列传》所强调“技术”或“技能”重点在于实际的运用，体现的是解决关于人的生存“大事”的“技术”或“技能”，有的多少还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关。同时，“二十六史”不仅有《艺术列传》，还有《汉书·艺文志》（后史改为《经籍志》）、《汉书·律历志》、《隋书·音乐志》等。《音乐志》主要是“礼乐”或“雅乐”的范畴，与《艺术列传》中的“音律”不同。《史记》作《律书》，《汉书》将“律书”与“历书”合并为《汉书·律历志》，亦探讨了乐律理论，如*钟标准的确立等音律的制定及所探讨的音律的规律。《隋书》改《汉书·艺文志》为《隋书·经籍志》，首次把“经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类，此后《旧唐书·经籍志》将有关训诂、文字、音韵、书法等典籍图书载录，清代《四库全书》采用《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宋代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收录了历代文献著录，其中有关于“艺术”著录的典籍。这意味着“艺术”的内涵始终没有中断。
再回到《艺术列传》的思路上来。至《北史·艺术列传》后，《艺术列传》不再被“二十四史”纳入列传中，直到《清史稿》中《艺术列传》再度复出。《清史稿·艺术列传》是中国正史中《艺术列传》的“收官”之传，《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复出”在延续前史《艺术列传》的同时，补入了前史《艺术列传》没有纳入的相关内容和类别，尤其是将近代科学技术纳入《艺术列传》，其人物传记同样包含近代科学家。我们暂时放下《音乐志》《律历志》《艺文志》以及《经籍志》等相关内容，仅正史中的《艺术列传》就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文化脉络和历史路径，同时“二十六史”的《艺术列传》还有一个自身的迁变路径与脉络。我国正史中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列传”记叙方式，《史记》在七十列传中有《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龟策”“日者”这两传是《后汉书·方术列传》的前身或原型。《后汉书·方术列传》“小序”云：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乃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
不难看出，《方术列传》就是“龟策”“日者”合一的列传，到了《魏书》则迁变为《术艺列传》，因为《术艺列传》的内容与《方术列传》是一致的。《魏书·术艺列传》“小序”云：
史臣曰：阴阳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虽不可以专，亦不可得而废也。徇于是者不能无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诗书礼乐，所失也鲜，故先王重其德；方术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轻其艺。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伎巧而必蹈于礼者，几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贤，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张渊、王早、殷绍、耿玄、刘灵助皆术艺之士也。观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虚，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状。周澹、李脩、徐謇、王显、崔彧方药特妙，各一时之美也。蒋少游以剞劂见知，没其学思，艺成为下，其近是乎？
所不同的是，《术艺列传》在《方术列传》基础上把“医术”纳入其中，扩增了《术艺列传》的内容，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画家“蒋少游”的评价不是太高。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少游敏慧机巧，工书画，善画人物及雕刻，虽有才学常在剞劂绳墨之间。”这里说的是“蒋少游以剞劂见知”。“剞劂”为雕刻工具。《楚辞·哀时命》“握剞劂而不用兮，操规榘而无所施”，左思《魏都赋》“剞劂罔掇，匠斫积习”，皆指雕琢或刻镂。“蒋少游以剞劂见知”意思是蒋少游善于雕琢或刻镂而被世人所知，但认为蒋少游“没其学思，艺成为下”。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意在说明《艺术列传》重视技术，但不止于技术。自此以后，《北史》的《艺术列传》成为“二十四史”中《艺术列传》的“收官”之传，直到《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复出。故此，我们称为“二十六史·艺术列传”。
纵观二十六史中的《艺术列传》，尽管期间有“断层”，但不意味着“艺术”的断裂。正史中的“艺术”形态与类型分散在其他“志”或“传”中。我们略微考察一下其中几个重要文献便可知晓“艺术”贯穿在史学的路径中。譬如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十二略·艺术》收集了历代“艺术”类别：射、骑、画录、画图、投壶、奕碁、博塞、象经、摴蒱、弹碁、打马、双陆、打毬、彩选、叶子格、杂戏格。郑樵具体地划分了“艺术”的种类。尽管《通志》不属于“二十四史”正史范畴，但表明了“艺术”在历史变动的路径中延续。其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杂艺术》分类大体也是按照这个内容与路径，为后来《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复出”延续了“香火”，提供了内容与路径。《文献通考·经籍考·杂艺术》云：
晁氏曰：南齐谢赫撰。言画有六法，分四品。夫秋之奕，延寿之画，伯乐之相马，甯戚之饭牛，以至曹丕弹棋，袁彦之樗蒲，皆足以擅名天下。昔齐侯礼九九，而仲尼贤博奕，良有以哉。经著大射、投壶之礼，盖正己养心之道存焉，顾用之何如耳，安可直谓之艺而一切废之？故予取射诀、画评、奕经、算术、博戏、投壶、相马牛等书同次之为一类。
按：晁、陈二家书录，以医、相牛马及茶经、酒谱之属，俱入杂艺术门，盖仍前史之旧。今以医、相牛马之书名，附医方、相术门，茶酒经、谱附种植入农家门，其余技艺则自为此一类云。
可以看出，自从《后汉书》首次使用“艺术”这个概念后，“艺术”一直在历史中延续，内容在不断地演变。唐代修撰前代的“正史”，为“艺术”立传，说明唐代修史的“学者”是熟悉“艺术”的概念与范畴的，后晋所修《旧唐书》和宋所修《新唐书》中虽然没有为“艺术”立传，但《旧唐书·经籍志》里有“杂艺术”，其中有投壶、博、博塞、围碁、象经等，为《通志》《文献通考》等奠定了“艺术”延续的路径与脉络。当然也要注意的是《文献通考》将《北史·艺术列传》分类的“医术”和“相术”置入“农家”，但无论如何都还是延续了“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香火”，还需注意的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也秉承了这个路径，其序云：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岀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淸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礼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奕、论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
《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复出，正是由于上述正史之外的文献对“艺术”概念及其内容的传承、迁变与拓展，“艺术列传”的“香火”才得以延续与完善。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