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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ldquo定心丸rdquo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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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壶济世”中的“济世”是拯救世界、拯救世人、拯救世道的意思,其中的“悬壶”则是以悬挂葫芦这一形象来代指行医这一行业。“悬壶济世”就是说通过医学技术来把世人从疾病痛苦之中拯救出来。
  这个词有两层意思需要理解清楚。第一层是对“济世”的理解,这折射出中国的传统医学不仅仅属于技术范畴,还饱含深厚的人文关怀。在“济世”的表述中,我们会感受到中医学行业的人世理想和救赎情怀,古人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大医治国”等说法,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名医也是除了精通医术外,还对儒、道、释的思想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时至今日,大凡学习中医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秉承这种“济世”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中医学文化必然传承的内涵。
  第二层是需要弄明白为什么用“悬壶”来代指医疗行业?关于这一点,通常溯源到《后汉书》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在汝南某地有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官叫费长房,他观察到集市上有一个卖药的老翁在店铺外面挂着一个葫芦,等收市后老翁就跳进葫芦里去。这件事其他人都没看到,就费长房一个人看到了,费长房觉得非常神异,就很恭敬地去拜访这个老翁,老翁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他发现了,于是邀请他一起进到葫芦里去。葫芦里非常豪华,老翁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后来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来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到责罚,才来到这里的,现在我的事情办完了,要回去了,来与你告别,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费长房说:“我愿意。我愿意追随您学习。”于是费长房就跟着老翁进入深山学习,学会了医疗技术,可以济世救人了。
  虽然这个故事有神话传奇色彩,但因为这个故事的流传,后人将行医称为悬壶,而悬挂的那个葫芦更成了中医的标志。
  现代的医生要做到哪些才算是“华佗再世”?
  我们今天喜欢用“华佗再世”来形容医术高明的医生,是说他好像是华佗重生,神医转世。
  华佗是汉末医术非常高明的名医,根据《后汉书·华佗传》的记载,他的医术神乎其神,“兼通数经”,对很多学术门类都造诣很高,但是他几次拒绝出任官府职务。
  《华佗传》里记载了他神奇的医疗技术:第一是精通方药,他用药很精当,药味很少,每味药物的分量都在心里掌握,不用称量也很准确;第二是用灸法治病非常灵验,只灸一两处地方,每处灸七八次,病就全好了;第三是针刺技术很高明,扎针的时候先告诉病人会有什么样的气感,病人说气感到了,他就取出针来,病就好了;第四是娴熟地应用了心理治疗方法--中医学称为“情志疗法”,据说他曾经给一个郡守治病,判断出郡守只需大怒一场病就会好,于是就收了郡守很多的钱财而不给他治疗,还留下一份骂郡守的书信后扬长而去,把郡守气得吐“黑血数升”,然后病就好了;第五是开创了外科手术,他采用“麻沸散”作为全身麻醉药,曾经做过“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剖开腹部,切断肠管来清洗,然后缝合肠管和腹腔,辅以按摩;第六是有高明的导引养生术,相传他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立了“五禽戏”,他的一个叫吴普的徒弟坚持练“五禽戏”,到90多岁还牙齿完好,耳聪目明。
  所以说一个医生“华佗再世”,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这里需要注意两点,首先“华佗再世”传递了对高明医术的一种期望,那就是像华佗那样医德高尚,技术全面且精湛。
  其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医学作为一个传统的学术门类,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托古”习惯,这种习惯认为今不如古,祖师爷总是比徒子徒孙强很多,这也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中医靠“一个枕头,三根指头”诊病可信吗?


  “一个枕头”指的是脉枕,就是中医切脉时垫在病人手腕下面的小枕头;“三个指头”是指切脉时医生按在病人手腕处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三个指头。中医能不能靠“三个指头”切脉诊病呢?
  这确实是可以的,脉诊是中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诊病手段,有些时候脉诊得来的信息至关重要,中医诊病有时候会“舍症从脉”,就是依从脉诊得来的信息,而放弃观察到的和患者报告的症状信息。
  但是,如果单纯依靠切脉来诊病也不是中医所提倡的,中医诊断理念中有一句话叫“四诊合参”,意思是说要综合应用诊察手段,把四诊收集的资料加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
  四诊就是指望、闻、问、切,望诊就是用眼睛观察;闻诊是用耳朵听声音,用鼻子嗅气味;问诊是指围绕疾病的各种问询;切诊是用手在病人身上或切或按,或触或叩。
  日常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只靠把脉就能诊断疾病的医生才算得上是称职的、高明的医生,于是去看医生时一句话也不说,把手一伸,让医生给诊脉,考一考医生能不能猜出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其实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训练有素的医生从你踏进诊室时就已经开始搜集诊断资料了,气色、体态、姿势、精神状态、气息、声音等都被医生所注意,切脉时从脉象上也会诊察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综合这些资料,医生往往已经能够部分地认识疾病了。
  但是,医疗行为实质上是医生和病人精诚合作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医患双方的努力。只有所收集到的资料越细致、越全面,医生做出的判断才能越正确,所以病人应该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关于疾病的问询和诊察。


  “悬丝诊脉”真的能察知病情吗?


  悬丝诊脉是指病人和医生不见面,把一根丝线系在病人的寸口脉部位,然后通过按诊这根丝线来诊脉,传说这种方法也可以诊病。
  历史上有孙思邈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悬丝诊脉的传说,据说开始的时候,宫廷御医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的脚、鹦鹉脚上,让孙思邈来诊脉,结果孙思邈还真识别出丝线没有拴在皇后的手腕上,后来孙思邈通过悬丝诊脉判断长孙皇后是滞产,开了一副催生的方子,使得皇后顺利分娩。于是,悬丝诊脉成为中医诊病的神奇技术。
  真的能够悬丝诊脉吗?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老先生的说法应该比较中肯客观,施老认为悬丝诊脉这种形式在宫廷医疗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过医生对病情的判断显然不是靠悬丝诊脉所得的资料,因为医生悬丝诊脉的前后或同时,都能通过后妃们的贴身太监打听清楚病情,病情清楚后,医生已经是成竹在胸,悬丝诊脉纯粹变成了一种形式。


  中医从五官中是如何看病的?


  所谓的“五官”,指的就是面部的“耳、眉、眼、鼻、口”。中国古代的面相学还给它们都封上一个“官衔”,耳为“采听官”;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辨官”;口为“出纳官”。中医学眼里人体有五窍,分别是目、舌、口、鼻、耳,分别对应着五脏:肝、心、脾、肺、肾。
  分别来看,肝开窍于目,肝在液为泪,因此眼睛、眼泪的变化往往联系着肝的功能失调。
  不过,眼睛不仅仅只反映肝的变化,还反映着五脏的变化,中医学有一“五轮学说”,说的是以瞳孔为圆心,眼睛是一轮一轮的,每一轮对应一脏。中央的瞳孔,中医学叫瞳仁,对应的是肾,叫水轮;往外一点的虹膜,中医学叫黑睛或者*仁,对应肝胆,叫风轮;再往外的巩膜,中医学叫白睛,对应肺,叫气轮;再往外的内眦、外眦,中医认为对应心,叫血轮;再往外就是上眼睑、下眼睑,中医称之为胞睑,对应脾,叫肉轮。
  这“五轮学说”主要在眼科应用,不过对其他疾病的判断也有参考价值。
  接下来是心开窍于舌,舌头的灵活与否、枯荣润泽都反映出心气、心阴的变化。舌头上也对应有五脏,舌面中央是脾胃,两侧是肝胆,前面舌尖是心,后面舌根是肾。中医就是如此,处处反映出整体的思想,全息的思想。脾开窍于口,中医还认为嘴唇是“脾之华”,“华”的原意就是“花”,嘴唇是脾的花朵,证明嘴唇是脾的外在表现、形象代言人。又认为脾在体液,对应的是涎,即口水、哈喇子对应着脾。所以脾胃功能的变化,往往可以从嘴唇和涎上观察到,比如说睡觉张着嘴,流哈喇子,往往提示脾气虚,涎很黏腻、很咸、臭甚至苦,往往提示脾湿夹热。
  再下来是肺开窍于鼻,《*帝内经》说“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鼻是天地清气进入人体的通道,而清气进入人体后是“藏于心肺”的,所以心、肺的功能失调会在鼻子这个官窍反映出来,主要表现是“不利”,即呼吸不畅,这是通道不畅利,或嗅觉失灵,这是功能不畅利,这个时候要从心、肺着手调理。
  最后一个是肾开窍于耳,中医学认为肾的窍有三个:前后二阴及耳。而耳和两个脏关系密切,中医学还说心“寄窍于耳”。所以按照中医学的观点,耳朵变得不饱满,失去光泽,缩小,像树木枯萎的样子,反映出肾精的亏耗;耳鸣耳聋、听力减退等耳朵功能状态的失调也反映了肾中气血的变化。
  同时,耳部也是人体上一个很重要的全息反射部位,通过对耳部的探触可以诊断也可以治疗保健,简单来说耳朵上对应着一个倒躺着的人体。


  中医能从舌头上看出什么来呢?


  看医生的时候,有时候医生会要求病人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还会让病人说“啊”。医生看舌头能看出什么端倪呢?按照中医的观点,舌头也是五脏六腑的一面镜子,舌尖反映心,舌的两边反映脾胃肝胆,舌的后部反映肾,所以舌尖如果很红,往往提示心火旺。中医的舌诊主要观察舌质、舌苔,有时候兼顾舌头的活动状态和舌下络脉。
  舌质正常是淡红色的,太红了提示体内有热,太白了提示气血虚弱。如果刚吃过东西,舌质往往偏红,所以刚吃过东西就去找医生看舌,往往不准确。
  正常的舌头动态应该是柔软而且活动自如,舌头偏向一侧或者活动不灵活了,都提示疾病的可能。正常舌体的大小因人而异,如果舌头胖大而且舌边上有齿痕,往往提示脾虚或肾虚,导致水湿弥漫,如果同时发现舌苔也很润滑,则更说明是水湿盛;如果舌体缩小,萎缩干燥,也需要警惕疾病的发生。舌下络脉是指舌头卷向上时,舌体下面的两根静脉,如果舌下络脉粗大,颜色发暗,往往提示血瘀。
  正常的舌苔是薄薄的一层白苔,润泽适中,比较均匀地分布在舌头上。舌苔的变化主要反映脾胃的状况。如果舌苔很厚,一般都提示脾胃功能有失调,正常情况下胃气是往下走,如果胃气往下走得不是很顺畅,往上熏蒸,就会导致舌苔变厚。
  如果舌苔上出现裂纹,叫“裂纹舌”,或者干脆有一块或几块地方没有舌苔,像地图一样斑斑驳驳,叫“地图舌”,出现这两种舌象,如果没有其他不舒服,有可能是生理性的,不用管它,如果是伴随其他症状而出现的,则提示阴虚。如果整个舌面没有舌苔,光滑的跟镜子一样,叫“镜面舌”,那是阴虚得很厉害的表现。关于舌苔的颜色,最常见的异常状况是舌苔*或者黑,两者都提示火热,如果舌质是嫩红的,则是虚火,舌质红还有点暗黑,则提示是实火。
  中医舌诊时,通常会选择在自然光下观察,往往还会问病人吃过什么东西没有,那是因为有的东西会把舌苔染上颜色,某些灯光也会影响观察舌苔颜色。中医看舌的时候,会要求病人自然放松地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很快地观察舌质、舌体动态、舌苔,不会让病人使劲伸很长,或者伸出很长时间,这样都会对诊断有影响。
  有时候,医生还会拿一个压舌板轻轻刮一下舌苔,看看舌苔的润泽程度,观察下舌苔是不是有根,如果一刮就掉,即使是厚苔也需要考虑气血虚弱的可能性,如果刮一下感觉像要滴水似的,说明水湿盛。


  中医里的“穴位”和少林功夫里“点穴”相同吗?


  在武侠小说中少林寺的高僧往往点穴功夫了得,点住穴位,马上就让对手失去了抵抗力。中医在给人治病的时候,有时用一根很细的银针扎进穴位,病人会有酸、胀、麻、重、触电等感觉,过十几二十分钟后取出银针,经过几次调理,疾病就会好转乃至痊愈。这两门技术都有点穴,那它们的穴位是一回事吗?
  应该说武术技击所用的穴位和中医保健治疗所用的穴位有同也有异。相同的是,二者的基础理论是一致的,都以经络、气血理论为指导;二者的取穴方法也有很大相同,都遵循同身寸原则,都需要配合特殊体位和姿势才能准确取穴;二者很多常用穴位也是相同的,对这些穴位的功效论述也是近似的。有差异的地方在于,因为目标不一样,所以对穴位功效的研究的侧重点有差别,点穴所用手法有差异。
  武术技击的点穴和中医学扎针、按摩推拿的点穴一样需要专门的训练,不同的是武术技击不像中医学这样属于公共知识,有许多技术不为人知,所以对于某些太过玄乎的传说,还有待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


  为什么白娘子喝了雄*酒就现出原形?


  雄*酒是用研磨成粉末的雄*炮制的白酒或*酒,一般在端午节饮用。作为一种中药药材,雄*可以用做解毒剂、杀虫药。于是古代人就认为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辟百邪、制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中国神话传说中常出现用雄*来克制修炼成精的动物的情节,比如变成人形的白蛇精白娘子不慎喝下雄*酒,失去控制现出原形。所以古人不但把雄*粉末撒在蚊虫孳生的地方,还饮用雄*酒来祈望能够避邪,让自己不生病。“雄*”又名雄精、石*、薰*、*金石,产自湖南、甘肃、云南、四川等地。雄*性温、微辛、有毒,既可以外搽又可以内服,主要用做解毒、杀虫,外用治疗恶疮、蛇虫咬伤等,效果较好。雄*少量饮用,可治惊痫、疮毒,但由于雄*有腐蚀之力,所以一定要经医生指示,并遵古法炮制的雄*酒才能喝。
  现代科学证明,雄*的主要成分是硫化砷,砷是提炼砒霜的主要原料,喝雄*酒等于吃砒霜;雄*含有较强的致癌物质,即使小剂量服用,也会对肝脏造成伤害;雄*具有腐蚀作用。因此,服用雄*极易使人中毒,轻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甚至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麻痹,意识模糊、昏迷等,重者则会致人死亡。


  古代有“定心丸”吗?


  人们在谈笑之中,经常用“定心丸”一词来比喻能使人安心的话语或是做法,恐怕许多人都把它视为戏言。殊不知“定心丸”古实有之,它还是明代*中的必备之药呢!
  古代的战争是很残酷的,刀光剑影,人叫马嘶,一场激战下来,伤员很多。受了战伤,痛苦自不必言,那生死搏斗的场景更足以使人心有余悸。所以要治好战伤,有个起码的条件,首先要恢复信心,要心神安定。于是人们就专门配制了用于安定心神的丸药,取名“定心丸”。
  明朝末年茅元仪所辑的《武备志》中,记载了一种定心丸的配方,为:“木香、硼砂、焰硝、甘草、沉香、雄*,辰砂各等份,母丁洋减半。”其中的木香可解痉、抗菌;硼砂可解毒、防腐;焰硝可解毒消肿;沉香可治呕吐呃逆、胸腹胀痛;甘草可镇痛,抗惊烦;雄*可治破伤风、惊痫;辰砂可治癫狂、惊悸、肿毒、疮疡。这几味药合炼为丸,其功效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很多人所熟知的“定心丸”的意思就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画竹能够治疗好肝郁症吗?

郑板桥原是个有大抱负的学士,但因时运不济,官场昏暗,抱负终不得施展,于是患了肝气郁结之症,可是他却并不愿让医生治疗。
  一天,郑板桥见窗外疾风的竹子仍然枝节坚韧、不屈不挠,不觉触动了创作灵感,遂取过纸墨笔砚,画下了一幅清雅坚劲的《风竹图》。画毕,挂在庭中,自赏自叹,久久玩味,喜爱不已。从此,他天天画竹,过了些日子,板桥渐渐觉得胸膈宽松,胁肋隐痛慢慢消失,吃饭也有了胃口,气色竟转为红润而有光泽。
  恰巧好友张衡来访,见板桥竟全无病态,诧异地问:“君用何回春之灵丹妙药?”郑道:“惟画竹耳,也不知何故!”张略懂医道,沉思片刻,顿悟道;“肝藏血,主疏泄,汝怀才不遇,忧国忧民,日久而忧郁伤肝,肝不疏泄则肝气郁结,方有胸闷、叹息和肝脾不和的症状……然汝时常画竹,一来精神有所寄托和转移,感情上得以宣泄;二来观竹画竹时常感受竹子疏畅的神姿,心情不觉地随之开朗了;三来运气作画也使肝气慢慢疏泄。这便是汝画竹解肝郁的道理之所在。”
  板桥闻言,深感有理。于是,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知道“蒙汗药”的由来吗?
  蒙汗药起源于古代的麻醉剂,本是进行外科手术用的。《列子》的《汤问篇》中记述了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为公扈和齐婴治病的事:“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
  另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华佗又从酒喝多了能使人醉得不省人事中得到启发,将“麻沸散”和酒在外科手术前让病人一起吞服,结果麻醉效果更好。
  全身麻醉的应用使外科手术在治疗疾病中得到广泛开展。
  可见最初用曼陀罗花制成的麻醉药剂在为人治病方面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只是何人何时把蒙汗药这种麻醉剂用于旁门左道就不得而知了。


  古时的“铃医”是什么样子的?


  铃医亦称“走乡医”、“串医”或“走乡药郎”,古代已有,宋元时盛行,铃医以摇铃来招徕病家,故而得名。铃医奔走乡间,栖宿寺庙,医治民众疴疾。他们始终恪守着“扬仁义之德,怀济世之志”之教诲,妙术施治,求取薄利,屡化沉疴恶疾,深受群众信赖。《夷坚丙志·韩太尉》:“迁御医王继先诊之,臼:‘疾不可为也,时气息已绝。’适草泽医过门,针其四体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
  实际上,作为我国医学史上重要一页的铃医医术在古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的扁鹊、华佗等名医都是铃医。至于铃医的药方,在我国宋代名医赵学敏所编撰的《串雅内编》里多有记载。


  为什么铃医行医时手里要拿串铃呢?


  在古时候,一些中医到处采集并实验各种药物的功效,他们通常会手拿一个铃铛,铃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铜环,人们称之为“虎撑”或“虎衔”。
  其实这个铃铛是他们的护身符。传说药王孙思邈在去山中采药的路上突然被一只老虎拦住了。这只老虎并没有向他扑过来,痛苦的表情似乎在向他求助。药王缓缓地接近它,看见一块硕大的动物骨头深探地扎入了这头老虎的咽喉。药王想帮它去除这块骨头,但老虎要是因为疼痛而突然闭嘴的话,他的胳膊一定会被咬断,正在这时他想起扁担上的一个铜环。他取下铜环,用它将老虎的大口撑开,然后把手从铜环中央穿过伸入那血盆大口中,迅速地拔出骨头并麻利地在伤口上抹上药膏。当药王取走了虎口中的铜环后,老虎不住地点头,似乎是在答谢这位仁慈的医生。
  从那以后,铜环被改造成一个手摇铃,成为采药的标志,所有的医生出门采药时都会带上它,用于显示他们都是药王的弟子。


  为何药店起名多用“堂”字?


  药店称为“某某堂”其实和东汉名医张仲景有关。张仲景,东汉南阳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为人治病的故事,非常感动,就拜同乡名医张伯祖为师。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超过了他的老师。汉献帝建安中期,张仲景在长沙当太守。当地瘟疫流行,死人很多,为了拯救黎民百姓,张仲景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仍孜孜不倦地钻研祖国医学,为民治病。
  尤其可贵的是,他公然打破官府的清规戒律,坐在办公的大堂上行医,为病人诊脉开方,办公行医两不误。他还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坐堂医生”四个字,以表示自己藐视功名、为民治病的决心。
  因此,后人写诗赞颂他“官随民愿守长沙,心函胞以万千家”。人们十分崇敬“医圣”张仲景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便把药店叫“堂”。


  “种痘免疫法”是谁发明的呢?


  中国人在公元10世纪发明了种痘免疫法。这种方法最早是由四川峨嵋山隐居在山洞的炼丹家发明的一种天花痘苗接种术。这项医疗技术的发明,就不得不讲讲下面这件事情。
  北宋丞相王旦的长子死于天花,为了防止其他人也传染上这种病,王旦特从全国各地请来了医生、巫医和术士,试图发现某种治疗方法。从峨嵋山来了一位道姑,将一种毒性减弱了的人痘痘苗,通过鼻腔黏膜为健康人“接种”,从而使人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能力。之后,北宋*府就在整个京城开封推广这种医疗方法。
  17世纪,这种医疗方法传到了土耳其。年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沃特莱·蒙塔古让金接受了“轻型天花的预防接种”。到年,作为预防天花的措施,轻型天花接种开始广泛在欧洲采用,由中国传去的这种接种方法后来发展成为接种牛痘的免疫学。


  病历是何时出现的?


  病历是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汉初著名的内科医生淳于意,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病历的医生。
  淳于意籍贯山东临淄,曾任齐太仓令,所以又称仓公。淳于意勤奋好学,热心钻研医术,从名师公孙光学得“妙方”、“方案”,并从公乘阳庆学得*帝、扁鹊的脉书和五色诊断方法,医术日渐精深。
  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淳于意深深感到:病人对于自己的病症的叙述,如果没有记录而光靠医生记忆是不行的,由于医生记忆不准,常常会给治疗带来困难。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
  淳于意经过认真思考,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在就医中,淳于意把病人的姓名、地址、病症、药方、诊疗日期等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同时,把治愈的和死亡的淳于意像病例也做了详细记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淳于意感到,这样做对于诊断和治疗都有好处。他把这种记录称为“诊籍”。后来,不少医生争相仿效淳于意的这种做法,由于“诊籍”是专门记录病人病史的,所以慢慢地就将其称为“病历”了。


  是谁发明的“营养缺乏症治疗法”?


  中国东汉时期的名医张仲景,于公元年发明了营养缺乏症治疗法。张仲景在其著作《金匮要略》中对营养缺乏症做了生动的记述,并提出了饮食疗法,病人食用他推荐的含有丰富维生素的食物后证实对治疗营养缺乏症确实有效。
  后来营养学家勿思慧在其著作《饮膳正要》中详细地用开处方的方法说明了治疗因缺少维生素b而患脚气病的方法。他提出治“湿脚气”的方法之一是“以马齿苋洗净取汁和粳米煮汤,空腹服之”,同时还开出了治“干脚气”的处方。
  而西方的医务人员直到19世纪末才认识到脚气等营养缺乏症。由此可知,中国人发明的营养缺乏症治疗法比西方领先了一千七百年左右。


  我国古代第一位儿科专家是谁呢?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人。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年),卒于*和三年(年)。钱乙是我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为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由此也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你知道针灸的历史吗?


  针灸学起源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他“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医学家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而据古代文献《山海经》和《内经》,有用“石”刺破痈肿的记载,以及《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再根据近年在我国各地所挖出的历史文物来考证,“针灸疗法”的起源就在石器时代。
  当时人们发生某些病痛或不适的时候,不自觉地用手按摩、捶拍,以致用尖锐的石器按压疼痛不适的部位,而使原有的症状减轻或消失,最早《*帝内经》内文的针具砭石也随之而生,随着古人智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针具逐渐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到现在用的不锈钢针。相传,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尝草制砭”(南宋罗泌记载于《路史》)。砭就是砭石,即华夏民族最早的针灸。
  针灸治疗方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学术思想也随着临床医学经验的积累渐渐完善。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和灸法治疗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
  《*帝内经》是现存的中医文献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症和禁忌症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经》所记载的针灸理论更为丰富而系统,所以《灵枢》是针灸学术的第一次总结,故《灵枢》称为《针经》。继《内经》之后,战国时代的神医扁鹊所著《难经》对针灸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潜心钻研《内经》等著作,撰写成《针灸甲乙经》,书中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并确定了个穴位,并对其位置、主治、操作进行了论述,同时介绍了针灸方法及常见病的治疗,是针灸学术的第二次总结。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针灸学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图”,并提出阿是穴的取法及应用。到了宋代,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证了个腧穴,并将全书刻于石碑上供学习者参抄拓印,他还铸造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核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
  元代滑伯仁所著的《十四经发挥》,首次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针灸理论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大量的针灸专著,如《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四书》,特别是杨继洲所著的《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以前的针灸著作,总结了临床经验,内容丰富,是后世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是针灸学术的第三次总结。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公元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其《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通篇歌图并茂,自乾隆十四年以后(公元年)医院医学生必修内容。
  清代后期,道光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荒谬理由,医院用针灸治病。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加之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歧视和消灭中医,针灸更加受到了摧残。
  尽管如此,由于针灸治病深得人心,故在民间仍广为流传。针灸名医李学川在公元年撰《针灸逢源》,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了个经穴,其仍为今之针灸学教材所取用。
  民国时期*府曾下令废止中医,许多针灸医生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这一祖国医学文化的瑰宝,成立了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针灸函授教育等,近代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为振兴针灸学术做出了毕生贡献。
  在此时期,中国共产*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倡西医学习和应用针灸治病,在延安医院开设针灸门诊,开创了针医院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制定了中医*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中医事业,使针灸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50年代初期,率先成立了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即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前身。随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针灸的研究、医疗、教学机构,从此以后《针灸学》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医院校开设了针灸专业,针灸人才辈出。四十多年来在继承的基础上翻印、点校、注释了一大批古代针灸书籍,结合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就,出版了大量的针灸学术专著和论文,还成立了中国针灸学会,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并在针刺镇痛的基础上创立了“针刺麻醉”。
  针灸的研究工作也不单只在文献的整理,还对其治病的临床疗效进行了系统观察,并对经络理论、针刺镇痛的机制、穴位特异性、刺法灸法的高速功能等,结合现代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生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声、光、电、磁等边缘学科中的新技术进行了实验研究。临床实践证实了针灸对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等科多种病症的治疗均有较好的效果。
  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针灸学术便开始传播到国外。目前,在亚洲、西欧、东欧、拉美等已有余个国家和地区应用针灸术为本国人民治病,不少国家还先后成立了针灸学术团体、针灸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巴黎大学医学院就开设有针灸课。据报道,针灸治疗有效的病种达种,其中效果显著的就有多种。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43种推荐针灸治疗的适应病症。年,世界针灸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针灸作为世界通行医学的地位在世界医林中得以确立。

推拿的历史你知道多少?


  推拿又有“按跷”、“跷引”、“案杌”诸称号。推拿,作为一种非药物的自然疗法、物理疗法的确由来已久,有学者赞之为“元老医术”。推拿作为以人疗人的方法,通常是指医者运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的体表、受伤的部位、不适的所在、特定的腧穴、疼痛的地方,具体运用推、拿、按、摩、揉、捏、点、拍等形式多样的手法,以期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的疗效。
  推拿疗法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先民们在生存竞争中遇到意外损伤时,由于用手按抚体表患处而感到疼痛减轻或缓解,从而逐渐发现其特殊的治疗作用,并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一独特疗法。
  据《素问·异法方宜论》载述:按跷之法出自我国中州地区,这是因为该地区生活安逸,环境潮湿,民众“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的缘故。唐代王冰认为“按,谓抑按皮肉;跷,谓捷举手足”,说明本疗法既有在体表的按摩搓揉手法,又有举手投足的肢体活动。
  《内经》还对本疗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做了介绍,指出各种痹证、痛证、痿证及某些急症可以按摩治疗,而腹部患有脓肿者则应禁止施以切按手法,反映了先秦时期对本疗法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在抢救虢太子“尸厥”暴疾时,曾成功地运用了推拿等治疗方法(《周礼注疏》),这是有关本疗法医治实例的最早文献记载。
  我国第一部推拿专著《*帝岐伯按摩经》10卷(见《汉书·艺文志》,已佚),也成书于秦汉时期。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介绍了前胸按压抢救心跳、呼吸骤停的心肺复苏术和膏摩治疗方法;《肘后备急方》有爪掐人中治疗晕厥患者的急救法。
  隋唐时期设立了按摩专科,有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工等职别,并在太医署展开了有组织的教学活动。
  到了宋金元时期,推拿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如宋代医生庞安时“为人治病十愈八九……有民家妇孕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无所效……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按摩,孕者觉胃肠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运用了按摩法催产。在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中提出了老年人经常擦涌泉穴,可使晚年步履轻便,精神饱满。
  此后各朝代均将推拿列为临床专科,促进了推拿疗法的普及和发展。明清时期,在全面总结推拿临床治疗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推拿治疗方法,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流派,有关专著达数十种之多。


  刮痧的历史你知道多少?


  刮痧,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器具(牛角、玉石、火罐)等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
  刮痧可以扩张毛细血管,增加汗腺分泌,促进血液循环,对于高血压、中暑、肌肉酸疼等所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之效。经常刮痧,可起到调整经气、解除疲劳、增加免疫功能的作用。
  “刮痧”这个“痧”字也就是“痧症”。这种疗法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人们患病时,出于本能地用手或者石片抚摩、捶击身体表面的某一部位,有时竟然能使疾病得到缓解。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逐步形成了砭石治病的方法,这也是“刮痧”疗法的雏形。
  刮痧疗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确切的发明年代及发明人难以考证。较早记载这一疗法的,是元代医家危亦林在公元年撰成的《世医得效方》。“痧”字从“沙”衍变而来。最早“沙”是指一种病症。
  刮痧使体内的痧毒,即体内的病理产物得以外排,从而达到治愈痧的目的。因很多病症刮拭过的皮肤表面会出现红色、紫红色或暗青色的类似“沙”样的斑点,人们逐渐将这种疗法称为“刮痧疗法”。
  刮痧疗法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适应病种非常广泛的自然疗法。早在明代医学家张凤逵的《伤暑全书》中,对于痧症这个病的病因、病机、症状都有具体的描述。他认为,毒邪由皮毛而入的话,就可以阻塞人体的脉络,阻塞气血,使气血流通不畅;毒邪由口鼻吸入的时候,就阻塞络脉,使络脉的气血不通。这些毒邪越深,郁积的越厉害,那么它就越剧烈,对于这种情况,就必须采取急救的措施,也就是必须用刮痧放血的办法来治疗。
  运用刮痧疗法,将刮痧器皿在表皮经络穴位上进行刮治,直到刮出皮下出血凝结成像米粒样的红点为止,通过发汗使汗孔张开,痧毒(也就是病毒)随即排出体外,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拔火罐”出现在何时?


  拔罐法又名“火罐气”、“吸筒疗法”,古称“角法”。这是一种以杯罐做工具,借热力排去其中的空气产生负压,使吸着于皮肤,造成郁血现象的一种疗法。
  古代医家在治疗疮疡脓肿时用它来吸血排脓,后来又扩大应用于肺痨、风湿等内科疾病。建国以后,由于不断改进方法,使拔罐疗法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治疗范围,成为针灸治疗中的一种重要疗法。
  火罐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之一,在我国汉族民间使用很久了。晋代医学家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里,就有角法的记载。所谓角法,是用挖空的兽角来吸拔脓疮的外治方法。唐代王焘著的《外台秘要》,也曾介绍使用竹筒火罐来治病,如文内说:“……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子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良久,以刀弹破所角处,又煮筒子重角之,当出*白赤水,次有脓出,亦有虫出者,数数如此角之,令恶物出尽,乃即除,当目明身轻也。”从以上介绍的角法和青竹筒制火罐的情况看来,我国晋、唐时代早已流行火罐了。


  你了解“药膳”吗?


  药膳发源于我国传统的饮食和中医食疗文化,药膳是在中医学、烹饪学和营养学理论指导下,严格按药膳配方,将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美味食品。(简言之,药膳即药材与食材相配伍而做成的美食。)它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它“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
  因此,药膳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又有别于普通的饮食,是一种兼有药物功效和食品美味的特殊膳食。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又在享受中,使其身体得到滋补,疾病得到治疗。因而,中国传统药膳的制作和应用,不但是一门科学,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药膳食品,不是一般的营养食品,是现代所称的功能性食品。中药与食物相配,经过特殊的“食品化炮制”就能做到药借食味,食助药性,变“良药苦口”为“良药可口”。所以说药膳是充分发挥中药效能的美味佳肴,特别能满足人们“厌于药,喜于食”的天性。
  药膳既是一种功能性食品,也可以说它是中药的一种特殊的、受人们喜爱的剂型。宋代,陈直在《养老奉亲书》中说:“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贵不伤其脏腑也。”其实,哪里是老人厌于药啊,中青年、儿童也都厌于药的。
  “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疾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将食疗列为医治疾病诸法之首。“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脾爽志以资气血”,食养即可调整脾胃功能,使气血生化有源,泉源不竭,精血充盈,人的肌体功能自然健康不衰。
  注重整体,辩证施食
  所谓“注重整体”、“辩证施食”,即在运用药膳时,首先要全面分析患者的体质、健康状况、患病性质、季节时令、地理环境等多方面情况,判断其基本证型;然后再确定相应的食疗原则,给予适当的药膳治疗。如慢性胃炎患者,若证属胃寒者,宜服良附粥;证属胃阴虚者,则服玉石梅楂饮等。
  防治兼宜,效果显著
  药膳既可治病,又可强身防病,这是有别于药物治疗的特点之一。药膳尽多是平和之品,但其防治疾病和健身养生的效果却是比较显著的。如山东中医学院根据古代食疗和清宫保健经验研制而成的“八珍食品”,含有山药、莲子、山楂等8种食用中药,幼儿食用30天后食欲增加者占97%,生长发育也有改善;再如,莱阳梨香菇补精,是由莱阳梨汁和香菇、银耳提取物制成。
  良药可口,服食方便
  由于中药汤剂多有苦味,故民间有“良药苦口”之说。有些人,特别是儿童多畏其苦而拒绝服药。而药膳使用的多为药、食两用之品,且有食品的色、香、味等特性;即使加入了部分药材,由于注意了药物性味的选择,并通过与食物的调配及精细的烹调,仍可制成美味可口的药膳,故谓“良药可口,服食方便”。


  什么是方剂?


  中国古代很早已使用单味药物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又学会将几种药物配合起来,经过煎煮制成汤液,即是最早的方剂。战国时期的《内经》虽仅载方13首,但对中医治疗原则、方剂的组成结构、药物的配伍规律以及服药宜忌等方面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书中收载临床各科医方首,还记述有汤、丸、散等剂型。
  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当时医家的经验方外,还有方剂专著《汤液经法》,对方剂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关于如何选择剂型的理论。张仲景的《伤寒论》载方首,《金匮要略》载方首,由于组方合法,选药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尊为经方。
  在伤寒方中所使用的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栓剂、软膏剂、酒剂、醋剂、灌肠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等,几乎包括了除注射剂以外的所有传统剂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方书著述的数量倍增,但多已亡佚。
  晋代仅存的葛洪《肘后方》中收载了大量验、便、廉的有效方剂,并首次提出成品药的概念,主张将药物加工成一定剂型,贮之以备急用。
  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多达卷,《四海类聚单方》卷,足见方剂发展之迅速。
  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载方5首。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方多首。宋代出现了由*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载方首,《圣济总录》载方2万余首,《和剂局方》载方首,是官方和剂局制售中药成药的处方和制剂规范,也是第一部由朝廷颁发的成药典。


  金元时期有刘、张、朱、李四大家。刘河间善用寒凉,著有《宣明论方》、《伤寒直格方》等;张子和主张攻下,著有《儒门事亲》;朱丹溪长于滋阴,著有《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等;李东垣专于补益脾胃,著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都对方剂的运用有所创建和发挥。宋元时期局方盛行,金元诸家又提倡不泥古方,主张临证拟方,出现了与经方对峙的时方。金代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药方论》,选伤寒方20首,依《内经》理论为之作解,首开为方作论之先河。
  明代朱组织编著《普济方》,载方首,为方书之最。吴昆《医方考》综编历代医家名方,并对其方药、见证一一作考,详析方义,为第一部方论专著。清代,方论专著大量涌现,如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罗美的《名医方论》、吴谦的《删补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丰富了研讨方剂的理论。为了便于阅读和记忆,这时还出现了大量方歌手册,如汪昂的《汤头歌诀》、张秉承的《成方便读》、《陈修园的《伤寒方歌括》、《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等。以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医家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建立,创制了大量治疗温热病的有效方剂,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
  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界出现了中西汇通的新思潮,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方首,立法处方均有新见解,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古代方书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大量发掘、整理,并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古方新用和创制新方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我国历史上的十大名医及其代表医书有哪些?
  扁鹊
  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年)。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哪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
  张仲景
  张仲景,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一诗赞颂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年),活了70岁左右。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练,主治明确。如麻*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
  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
  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64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阀混战,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扛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皇甫谧
  提起皇甫谧,人们可能立刻想到他编撰的《针灸甲乙经》。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年),活了68岁。
  葛洪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年)。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
  对他的一生,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了《历代名医像赞》的一首诗来概括:“陷居罗浮,优游养导,世号仙翁,方传肘后。”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隐逸求仙的一面。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
  其实,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
  《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20卷,外篇50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卷,《神仙服食方》10卷,《服食方》4卷,《玉函煎方》5卷。
  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年),活了岁(有的考证活了岁)。人们把他当作“神仙”,尊称为“药王”。
  孙思邈一生著作80余部,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卷、《会三教论》1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1卷、《龟经》1卷等。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证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余种药物当中,有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9、10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钱乙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年),卒于*和三年(公元年)。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朱震亨
  朱震亨,字彦修(~年),享年78岁。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14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23岁了,老是考不上,您李时珍像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为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38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叶天士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12岁到18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17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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