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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之谈中西医之争的问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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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在先,本人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化,也热爱传统中医。但西医也属于全人类,属于中国,不能贴上意识形态上的西方标签。在中国境内的中医、西医都是造福我国人民的两大瑰宝,没有谁好谁不好之分。我们应给予中医、西医同等的对待和同样的支持。因本人是社会人士,非医疗专家,对所谓的“中西医之争问题”不做专业的具体深入的研究,仅就看似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发表纯粹个人观点,既不成体系,也不尽情阐述,粗略而谈,仅供参考而已。以武汉抗疫为主题的电影《中国医生》的上映,引起热爱祖国中医学的人们的议论,为影片中没有反映中医的抗疫成就不满。据说影片在宣传效果上给人以抗疫主要是西医的胜利,与中医无关。去年武汉的成功抗疫,我们都尽受抗疫之利,但又身处事外,是从新闻报道中知道很多抗疫事迹的,其中就有感人的西医和中医医务工作者的事迹,而至于中医功劳大还是西医功劳大,非业内之人就难说一二了。这部《中国医生》,无疑是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主要讲述西医方面的抗疫事迹。不得不承认,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在中国,西医与中医现在就是一对竞争对手,由此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中国医生》是西医市场拍摄的一部电影,中医人想在这部电影中看到反映中医抗疫成就的内容,恐怕是不切实际的。但由此也需反问一句,中医界为何不能拍摄一部以中医抗疫为主题的电影呢?却非要在别人的电影里加入自己的东西?医疗行业是个非常高尚也非常专业的行业,谈医论药治病,业外之人只能说几句皮毛的话,而因医疗关涉每个人,医院看过病呢?所以每个人都有谈论的资格,俗说久病成医,道理就在这里。说起中西医来,人们往往为两种医学而争论不止。中西医之争,是从西医近代进入中国,两相一接触就开始了,一百多年来的争论,至今无休。争论的存在,客观上也反映了祖国中医学是有生命力的,是能治病救人的。但无论中西医有多大的不同和争论,也无论懂不懂医学,总还是以治病为归宿,得病之人是选择看中医还是看西医,都是以谁能更好地给自己治病为第一选择,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病看医,现在绝大多数人是先选择去看西医,在西医看不了之后,抱着最后的希望去看中医。这也是从西医进入中国以来未曾改变的一个事实。祖国中医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历史悠久,但中医在数千年中的地位并不高,始终列在跟算命先生下九流一类的位置上,科举制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郎中地位又下降。古时从医的人要么子承父业,要么没什么别的出路,才会去选择走江湖给人看病,这使得古代医学,有成就的中医大夫非常少,数千年产生的名家也不过寥寥者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等,理论上更没能突破《*帝内经》等经典产生新的理论,即使到现代中西医结合时代,《*帝内经》等古医书仍是学中医的根本。相反,西医体系则是理论、技术上都无限开放向前的体系,早已不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旧认识了。讲中西医差异,可以讲到无休无止,谁也难以说服谁。中西医都有无数治病的成效摆在人们面前,中西医各有其长处,因其争,也说明各有其短处。按去年抗疫期间张伯礼院士的话说——中国人民有两套医疗体系,不是很好的事吗?为什么非要整个高低不可呢?中国人看病有中西医两种选择,这是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在保障人民健康上是幸福的,但身处幸福之中,却还要非争个我高你低,不知最后受害的是别人还是我们自己?自晚清民国以来,就起了中西医之争,从去年开始出现新冠病毒疫情以来,中西医之争又到了一个高潮,在争论中,却很少见西医方面说话,但见挺中医的很多,但他们基本都是医疗卫生行业之外的人,大有无限吹捧之势,也有势将西医拉下台,抬中医占领西医地位之势,其有言辞激烈者,或言西医的根是中医,是传教士从中国盗窃走的中医改换而成的西医,或言西医进入中国之始,就是一个阴谋,是有意全方位打压中医,这都是走向了一个极端。在市场竞争中,相互挤兑打压是常见手段,张伯礼院士在一个访谈节目中,也说出了有资本势力在打压中医。但将这种打压从进入中国土地上一开始就是如此,恐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用重复叙谈中西医的差异和谁高谁低的争论,但必须要理性看待某些无限吹捧中医的倾向,需要讲明的有这样几点:其一,中医与西医都是医术,中国五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医与近代西医科学的高度发达,两者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两种医术都是造福于人民的,虽有看病治病方法的不同,但没有谁好谁坏之别。但医术运用于病人,却一有使用医术的人的差别,二有国家医疗体系的差别。现在之所以有反西医挺中医的倾向,是因为医疗产业化之后,人们看病花费很大,很多大病的治疗能使一个家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或某些西医治不好的病,反而中医不仅治好了而且花费并不太高,这使得人们有了反西医挺中医的共同认知,以为只要中医主导医疗界,就能实现病有所医、费用不高的理想。但理想真能实现吗?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理想恐怕只会破产。要说明其中的逻辑与道理,要首先了解中医的简单历史和西医近代进入中国的历史。数千年间的中医时期,说到底一句话,历史上的人民一直都是缺医少药的状态,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有全民医疗的保障,虽然这与社会制度、*治制度有紧密关系,但也是由中医的某些特征所造成的,其中最大缺陷是,中医大夫和中医药很难量产。中医最乐道的是“辩证施治”,换句话说,即对病人一人一方,一人一种治疗方法,其实西医也是这样给人看病的,之所以最为中医所乐道,是讲中医看病好比是给每个病人独开“小灶”诊疗,而西医相比,则更像看病的“生产流水线”。除此之外,古代中医都是师徒相传或家门相承,如有某些绝活,更是不外传。还因为中医理论有玄学化的特征,很难用准确的语言和方法传授,中医大夫的能力与水平主要靠对中医理论的理解与悟性,尤其悟性不高者,很难成为一个优秀大夫,多数普普通通者更容易沦为庸医,而唯利是图者则为巫医,这在历史上有很多看病伤人的记载,受害方只能自认倒霉。再观西医,西医理论是科学和清晰的,按照分门别类的进行专业化教育,实行标准化治疗,医学院一年可以有几万十几万的各科毕业生毕业后直接走向社会行医看病,这是中医所不能比的,中医学生从中医医学院毕业,如果没有一个较长期的诊治实践,“辩证施治”的经验就不能积累起来,因为中医里即使医术非常好的大夫,对同样病的不同人,所用的诊疗方法是不能复制使用的,这种“不可复制性”就是中医所乐道的“辩证施治”。中医在教学和实践中至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夫治病水平的高低,往往会由他对中医理论的理解深浅和悟性高低所决定。当初西医进入中国,开始也不为中国人接受,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易损伤”,西医的手术尤为中国人排斥。但慢慢地,有些中医不能看的病如炎症,或看不起病的穷人,一些懂医术的传教士往往用几个药片或动一个小手术,就迅速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他们由此看到了西医的神奇,慢慢地在社会底层人中传播开来,慢慢接受西医。但社会上层,权贵之人仍对西医抱排斥心态,后来看到有那么多人从西医中看好了病,也就慢慢开始接受西医,直到民国,中国社会上下全部接受了西医,现在全医院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个民意,医院的。而中医无奈之下,走向了不振,眼睁睁地医院,这是中医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的重大打击,民国初年发生了有名的第一次废中医的争论。这个历史说明,西医是中国人主动的选择,而不是当今有些人所宣传的什么西医打压中医的谬说。在我国历史上,中医并没有如今吹捧中医的人所标榜的那么辉煌,不仅中医大夫地位低下,好大夫非常少,能找到好大夫看病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有的医药费也很高昂,广大劳动人民看病只得自己想办法,产生了大量的土方偏方。好大夫基本都被权贵阶层所垄断,登门拜礼,专车迎送,重酬答谢,成为他们专门的家庭医生。中医中药治病还讲究疗程和养生,而这两种方法往往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奢侈品,在“一天不劳作则一天不得食”的时代,只有有钱有势的富贵之家才能享有这种疗治,因此古代穷人看病往往承受不起费用,若药方中遇到难得之药或者昂贵之药,费用更是高得吓人,而不是如今某些人宣扬的中医看病便宜的片面之论,染病等死才是古代社会的常态,古人寿命不长,医疗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西医最大的问题是,自医疗产业化之后,将治病当成了商品买卖,最主要体现在药物上,即所谓的“以药养医”。本来量产的西药,药价很低,但产业化之后,提价最快的却是药物,其中以进口新药和疗效高的原低价药,提价最快,原来低价好药以换个新名的方式高价销售,利润被中间商和以吃回扣的形式赚走了,这是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医疗产业化,也使得好大医院,导致人们看病难。这两方面现在广为诟病,诟病之中,是将罪责戴在了西医头上,使人以为西医都只图赚钱,是不讲道德的。中医和西医都是治病救人的仁术。我们所要反对的不该是西医,而是要反对医疗产业化,是医疗产业化制造了这么多的问题,让我们背上看病难、看病贵的沉重负担,其罪不在西医。其二,中医不能替代西医的地位,也替代不了。西医是流行于全世界的医疗体系,而中医则在东亚地区和其他华人聚集地区,现在还未被全世界认识和接受。这个过程也许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也可能难为世界接受。西医通行于世界,当前西医技术最先进的仍在西方,我国的西医技术整体上还是落后的,需向西方不断学习借鉴。我国实行开放*策,也不大可能舍西医而专用中医,能够肯定地说,西医仍将是我国主要的医疗力量,中医只能居于第二位,但第一与第二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应该有多大,中医是可以自主决定的,这需要中医人的不断努力。中医是我们的传统医疗技术,是祖先留下来的一块瑰宝,需要我们传承发扬下去,但不能固守传统,更不能丢掉,是要不断创新,将中医更多地造福于人民健康。但若想以中医盖过西医,以中国实际看,并不是一个对中国人民有益的设想,相反,却是有害的。一方面,会使幅员辽阔、人口十四亿的大国,又将回到缺医少药的旧有状态上去,也许中医大夫会比古代多起来很多,但用于治病的中草药,却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大问题。中医治病草药化之后,若十四亿人的健康全部依赖中草药,那么可以设想,在我国耕地本就不多的情况下,需要多少耕地来种药材,且先不论药材的成材率问题和土地的耕休周期,种药材的土地多了,势必减少种粮食的土地,冲突中我们到底是先保障粮食还是药材?好比一个病人,是吃饭重要还是看病重要?答案不言自明。再看西药,西药是工业化的产品,占地几十几百亩的一个药厂,比如抗生素类药物,一个月的产量也许够全国人一年使用,许多药厂概都如是,所以西药生产的规模小产量高是中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自西医盖过中医以来,中医再也不是独家垄断市场的局面,现在虽然显得有些可怜,但历史上的中医并不是这样。因为中医理论完全不同于西医,对中医原理和药理的话语权始终完全掌握在中医大夫手中,不懂中医的很多人要治病,完全是任由中医摆布,治好治不好都由中医说了算,所开出的很多药方的用药费用也并不低廉,很多穷人根本治不起病,只能硬扛,扛不过只有等死。鲁迅在作品里,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了旧中国吃人的有两铺,一个是当铺,另一个就是药铺,这是鲁迅之所以不喜欢中医的重要原因。现代的我们,已经没有对旧中国药铺吃人的认识,常常以为的中药是抓一把草就能治大病诸如此类的简单判断,实则在很多中药配方成分上,有不少昂贵的药,如人参,中药有“无参不成药”之说,还有不少稀罕难得之药,并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得到,所谓的“君药”、“臣药”、“引药”,在治疗上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因为话语权在中医大夫手中,如果配不上他所列的成分,若治不好,他便以缺少成分而将责任推给病家,把自己解脱的干干净净,也会以某种不重要、但很昂贵的药为借口,提高用药的费用。中医理论的抽象、模糊性,难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中医大夫可以凭借独有的话语权形成医药垄断,兼以“辩证施治”论,恶医会将这种垄断发挥到极致,凭此就能抬高诊疗费用,病人往往有苦难言,只能任凭摆布。对有些病,中医往往也是无能为力的。中医治病主要讲究以调节人体功能抵抗疾病,但对真菌、病毒性的疾病束手无措。如历史上对抗传染病的效果并不是很好,金朝末年的汴京大疫,当时的医生按照伤寒防治,却越治越坏,后来才发现实非伤寒,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又把那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中医也在发展进步,在这次的武汉抗疫就中立下大功劳。但说到底,中医和西医都还没有解决最终问题,新冠病毒仍时时威胁着我们,我们国家抗疫成效显著,主要还是应归功于隔离。理论上只有彻底消灭病毒,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目前中医还远没有这个能力,相比较而言,西医生产出了多款疫苗,但效果也不是非常理想,对付人类疾病,中医、西医肩负的责任仍是任重道远。其三,在我们中国,中医不可偏废,西医也不可霸道,我们中国人同时有中医和西医两套治病体系,是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没有西医,我们做不到全民的、全覆盖的医疗保障,没有了中医,我们就丢失了一件璀璨的民族瑰宝,而且在西医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少了佑护我们民族数千年延续至今仍有成效的治疗渠道。中医是按照传统独立式发展,还是采用与西医相结合的办法发展,这是一个理论加实践的问题,两者都有利弊,但判断利弊,归结到最后一点,治病有效。如果固守传统,很可能不会有新的发展和进步,但与西医结合,又会失去部分传统,丢掉很多中医特色,如诊脉、望闻问切被机器化验取代,现在的中医在很大程度上是已被西医化了。中医西医化,也是造成人们对中西医没有正确认识,或对中医产生偏见、或对西医产生怨恨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医现在和未来的路,还需要全体中医界集体努力去走,要敢于突破某些传统理论,开创出中医所特有的新理论和新的诊治方法,恐怕一味向西医靠拢反被西医同化是一条险途。同时,中医切忌不可走西医的医疗产业化之路,要用中医传统的仁心仁术诚心对待每一个病者,用诚信和疗效吸引更多的病人,切不可中医产业化,以赚钱为唯一目的,更不可靠用玄而又玄的说法忽悠欺骗病人,如那些曾害人无数的养生保健之类的,即是前车之鉴。-7-16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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