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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潜川、廖厚泽与《古脉法》
摘要
全文介绍流传民间的未刊医学著作《古脉法》，并就其内容与成书经过加以介绍。据此可知虽然自晋代王叔和《脉经》成书以来，中医即一直采用“独取寸口”这样一种诊脉方法，但古籍所述“分经候脉”的原始脉诊方法却被一些医家视为失传的脉诊精华加以“继承”与“阐述”。
然而《古脉法》中所叙述的“分经候脉”之法，并非早期脉诊方法的原始末貌，而是后世医家所创造的新的、体系化的“分经候脉法”。
因而言其为“古”，不过是基于尊古、复古之心态。此外，由于这种脉诊方法保存于道教传人之手，故亦可作为深入研究“道教医学”具体内容的素材。
依据湖南马王堆、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早期医学著作，及传世的今本《*帝内经》、《难经》等医学经典中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大抵可知古代医家曾经使用过诸如“分经候脉”、“三部九候”、“四时脉法”、“人迎寸口脉法”等一些与现今所见中医诊脉之法不同的脉诊方法。因而我在讨论中医诊脉之法的发展演变时，将这些早期的诊脉之法统称为“古脉法”。不知道在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医著作中是否早已有人使用过“古脉法”一词，但我以此概括与指称那些见之于古代医学经典、现今早已废弃不用的诊脉方法，却完全是由于家学渊源的影响——在家藏医书中，有名之日《古脉法》的抄本一卷。1关于《古脉法》的抄本抄本的价值取决于其中所保存的“未刊之论”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价值。如果与已知的古人遗墨、行世的思想言论大同小异，那么这样的抄本则几乎毫无价值。家藏抄本《古脉法》的主体内容是“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的诊候之法，这种诊脉方法与现今所见通行的中医诊脉方法有所不同，是来源于与正统中医理论体系和实用技艺完全不同的一派之学。这个抄本作为医学知识的载体，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某种不见于典籍记述的医学理论与技艺，而且可以作为理解传统医学演变轨迹、实实在在触摸近代“个色中医人物”之学问与生活的通道。《古脉法》出自家父之手，其主体内容却是源于一位具有奇待经历的四川医家周潜川讲述。周潜川(-年)，字笛横，生于书香世家。祖籍四川威远县，世居成都。早年从*为护士；后得岳丈资助，入国立武汉大学；又以官费赴英国学*工化学。回国后在旧*队任医官，年习武术受伤，当时经名医多人医治无效，渐至卧床不起，后经峨眉山高僧永严法师医治病愈。遂投师永严法师。释号镇健，为峨嵋临济宗第十二代衣钵传人。离*后，负笈峨嵋、贡嘎、青城、武当诸山，遍访民间宿医与精谙医术之僧道，获益良多，家资亦尽耗于此。
周潜川先生
个人天资与如此经历，使得周氏之学既能旁及诸子、术数、气功、武术，又始终以医家的理论与实用技艺为核心；既得道家真传，又旁通儒佛两教；既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和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熏陶，又能坚持东方传统文化的韵味。这些都是一般医林人物难望项背之处。其所成就的颇具特色的一家之学，自然与古往今来靠文字功夫吃饭的“医学教授”，以及在这个知识体系下养成的医家不同；当然也与各承家技、混饭糊口的江湖郎中有异。抗战结束，周氏悬壶上海。50年代应社会名流之邀来京施诊，又以效奇而蒙诸翁向中央举荐，遂在卫生部某副部长的安排下，由上海迁至北京“三时学会”旧址应诊，晚间开讲授业。记得当时周氏的诊费为人民币5元（足够维持一般人的每月生活）——如此昂贵的诊费足以说明其“身价”。60年代初，因治愈山西省委秘书长之顽疾痼病，又被盛情聘入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此间周氏每年应邀赴各省、*区为高层人物治病，讲授气功与养生之道，但不久即因此蒙难入狱而亡（普济按：潜川先生入狱后，生活待遇尚宽松，据廖厚泽先生讲述，并未戴手铐之类，有时在监视下为中央高层诊治疾病，入狱近十年，后患疾病，先生之子送药，先生不服，遂卒，临终著有道书，释道家遁辞隐语，其书佚失）。周氏以写书、授徒、炼丹为平生之“三愿”，由于他精通英、德语，兼习梵文、拉丁文、藏文、广研中外各派气功源流经典，功理功法精梁广博，著述甚多，为后人留下了气功、医学著作37部，共万字。但除了在山西工作期间曾撰写并出版《气功药饵疗法》、《峨嵋十二庄释密》外，其他均是述而未刊的草稿与课授生徒的讲义。其门人将这些材料记录整理成《丹医语录》若干卷，相互传抄或油印散发。表1周潜川著述目录周潜川公著作：1.《气功药饵疗法与救治偏差手术》2.《气功疗法峨眉十二庄释密》3.《峨眉天罡指穴法》4.《农村医药卅门》5.《内经知要讲义》《伤寒金匮汇证诠解》廖厚泽《廖厚泽经方临证传心录》赵宇宁等《分经候脉法》曲伟我手中存有周氏年在河北中医学院讲述“分经候脉法”时的记录稿（目录中的第17种，以下言及此文本时皆称之为《记录稿》），其第一部分述“分经候脉”之由来，全文如下：分经侯脉法·分经侯脉之由来周潜川大夫报告古人的分经候脉与现今独取寸口切脉法有很大区别。分经候脉不仅具有很多优点，而且在中医理论上也是很有根据的。王叔和的《脉经》，高阳生的《脉诀》是我国较早的两部脉学专著。在此以前有关脉学的记载，则散见于各医书之内。但不论专著也好，散载也好。既往有关脉学的知识均很不系统。并且受了旧文字的限制，令人难以体会及掌握。从医生诊脉时的差别性极大的情况，就说明切脉法缺少一个客观的标准。也表明过去脉学根据是不够完备的。晋以后由于大家都舍难从易，在四诊中大都偏重于问诊了。切脉不但含糊不清，而且仅仅限于太渊寸关尺三部而已。这样就失去了《内经》的原义。《内经》中还强调天地人三部合参的切脉法。仲景在《伤寒论》中也曾批评过切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的不合理。由此可见现今流行的脉学及检查方法已很是失去了古人的真传，不绝如缕了。由临床工作及师传的体验中，感到古人分经候脉的诊断方法可靠性是很大的。这部分遗产《内经》中虽有部分记载，但以后的医书内已经失传。历代名家如喻昌之流，虽然批驳王叔和《脉经》的错误，却没有具体纠正它。因此医家已不习惯分经候脉法。但它却被保存在丹道家的手里。现在所流行的青城派道士张太素所撰的太素脉，还不是丹道家脉学的真髓。然而它已比王叔和、高阳生的脉学高出一筹了。宗教内部所保留下来的脉学，多是口传或抄写等传授，简单、具体，常常仅凭切脉就能辨证疾病所在。丹道家脉法被称为“太素脉”，其含义并不是因张太素而得名，乃是根据太素二字为人“形生”之始生的意思。即旧说“太素者形之始也”才这样立名而称呼的。人身有了病，检查其“形生”的脉学，就被叫作太素脉。太素脉至秦以后晋以前，已相当完备了。晋以后则逐渐隐晦起来。金元四家以后在医家中已不流行。但是今天从医家和诸子百家的零星记载中，从宗教内部的著作中，从以后对太素脉的批评中，我们还可以概括的看出它的全貌来。另外从印度的佛教中还传来了一套脉法，它与丹道家的脉相似，现存于西藏密教“医方明”经典内，有少数喇嘛能掌握，对人体气脉比丹道家分得还要复杂，左右共有部脉（丹道家才20部脉，即十二经与奇经八脉）。不过其中有好多是纯宗教的东西，不切合医药的应用，“医方明”经典未传到内地来，但是从丹道家内部及“医方明”入手，是可以挖掘出许多脉学宝藏来的。太素脉及“医方明”脉不是根据解剖尸体的方法，从外部求得的，而是根据“内视”的方法。从活人体上向内求得及建立其理论体系的。他们主张用分经候脉的方法，来诊断脏腑气脉的疾病，每一经脉都有其专门的作用，抓住了脉的“体”和“用”之后，再把所有的脉互相勾通起来，掌握住他们彼此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作到辨证论治及分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正确地作到辨证。而彼此间的关系中最主要的母子生化的关系，即相生相克的道理及表里的关系，这样根据后天形生的色相，从而推论先天受气的偏盛。从推断脏腑平素的强弱和已经受病的虚实，而定其人的寿夭、性情、生死、吉凶。《记录稿》的第二部分讲述分经候脉法的具体内容，所述二十部脉的具体的诊法与主病，实即《古脉法》抄本的主体内容。但我之所以要以相对而言属“二手材料”的家藏《古脉法》为介绍与研究对象，是因为如此才能完整地将这个“另类医学流派”的故事讲下去：《古脉法》的抄写者（如果从它是《记录稿》的抄本的视角出发）或撰写者（如果以为它属再创作），是家父廖厚泽（-）。廖氏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学校航海专业，50年代末开始追随周氏学习，并业余为人治病；60年代初以契而不舍之精神从交通部转业至山西中医研究所，通过正式考试，从一名工程师变成了职业医生。其后周氏罹难，众弟子皆受牵连——取消医生资格、遣返原籍。直到文革后，此案才得以平反。这就是何以《古脉法》中丝毫未言其师之名与学术源流，而仅称“搜採散存民间之旧论”的原因所在。我在此介绍师徒二人的经历，并非是要昭示他们的苦难，而是意欲以此个案为例，来展示此类早年受近代科学养成教育之人，在接触到中医这样一种传统文化与技艺后所表现出的执着态度与认知方式。这一点，通过表1所示周氏著作目录也可略窥一斑：例如其中的1-13种，显然是源于道教内部，而第33种《改进人类素质之设想》则纯属现代科学影响下的产物；第29-32种与一般“儒医”的作品类似，而第15种《农村医生卅门》和第33种《四川草药简辑》又映照出民间草莽医家的风貌。相比之下，周氏的其他弟子，虽多为中医或西医出身，但对周氏之学的理解却均属等而下之，不过是热衷于有效之方的学习与实用而已。进而还想以此为例，阐述“中医这门貌似古老、一成不变的学问，实际上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的观点。2《古脉法》的内容由于成书在今本《*帝内经》之后的医学经典《难经》开篇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十二经中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死生何谓也”；又由于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所著《脉经》中才开始见到将两手的“寸口脉”，分成寸·关·尺三部，用以诊候人体上·中·下《或五脏》气脉盛衰与疾病状况的诊脉方法。因此一般认为：中医的诊脉方法发展成现今所见之方式，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将王叔和作为脉诊之法发生转变的始作俑者，或褒或贬地加以评说。无论是周氏所述《记录稿》，还是廖氏以此为基础整理、改造而成的《古脉法》，均是站在尚古、复古的立场上，对王叔和及从那时开始使用的“独取寸口”的脉诊方法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给出了所谓“古代诊脉之法”的具体内容——即“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合计二十部脉的诊法与主病。不管这种“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是不是汉以前或王叔和《脉经》之前的文化遗存，但确属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传世医书中所看不到的内容。换言之，这个“抄本”确实具有极高的价值。故全文附录于后，以飨读者。所有注释皆为笔者所加，以助理解其内容与含义。对于《古脉法》这样一本著作，除了从医学技艺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有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2.1复古心态不知“尊古贱今”之风究竟起于何时，但至少在汉朝人的著作中已能看到对于这种思想观念的论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令。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帝而后能入说乱世腑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责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淮南子·修务训》)
《淮南子》的作者在批评“尊古贱今”之风时，指责“托古入说”者的目的是为了“乱世留主”，大概没有留意这本身也是一种“尊古贱今”的心态。好在像医学这种“君子不齿”的技艺，大概谈不上会有什么乱世圈主的罪责，至多不过是“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使“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而已。“托古入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伪托”——径将新作说成是古圣遗墨；一是“六经注我”——借阐述古人微言大义之名，行宣扬自己主张之实。这两种形式，在医学领域中均有所表现。就前者而言，诸多托名著作，如宋以后人托名孙思邈撰《银海精微》。年由上海古书保存会铅印发行的《华佗神医秘传》等皆属此例。而后一种表现形式则比较复杂，包含有多种不同情况。首先，应该说这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轨迹——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与发挥。其作者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要“高远其所从来”，或使后学“正领而诵之”。例如《灵枢·小针解》和《素问·针解》两篇的作者，对于保存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原始经文的注释（参见表2），即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这两篇“注释性”论文的作者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理解“原始经文”的含义。换言之，如果这种阐发所表述的思想仅仅是注释者自身经验的话，那么就不妨说：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在这时已然出现了变化——革新。表2《素问》、《灵枢》对原始经文的不同注释就本文所讨论的案例而言，在表现形式上无疑可以说是一种“托古”表现。然而与其说在《记录稿》与《古脉法》师徒二人的心中存在着明确的“托古”打算，倒勿宁说他们是不自觉地怀有强烈的“尊古”心态。例如在《记录稿》中明明谈到：在王叔和《脉经》与高阳生《脉诀》之前，有关脉学的记载不过是散见于各医书之内。有关脉学的知识均很不系统。但其后又说：切候形生的太素脉，在秦以后晋以前，已相当完备了。后人之所以不知，不过是因为“晋以后逐渐隐晦起来”。《古脉法》的作者亦是同样，以为“古之脉学真髓已不可见”。“尊古”心态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人类普遍具有“崇拜”的心理需求。一切虚构的神灵、古代的圣人、泥塑的菩萨、活着的偶像，皆具有满足人类此种心理需求的功能。而在传统医学的知识领域中，后人“打造”的崇拜对象，不仅包括诸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那样的医圣偶像，还有一个最具魅力的抽象偶像——“古代学术”。这种心态，不仅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表现强烈，同样也存在于周边国度。例如日本的汉方医学在已然接受了中国的宋明医学理论与治疗方法后，如同社会中涌起了批判朱子学、提倡孔孟儒学正统一样，在医学领域中也兴起了摒弃宋明医学、独尊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古方派”。又如，“印度人通常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起源于印度，因为相信阿输吠陀在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所以即便是新传入的东西亦被梵文化、纳入文献之中，认为那是自太古以来就存在的”；“复古主义者主张阿输吠陀是绝对优越的，但在伊斯兰与英国统治期间堕落了，如果恢复其本来的清纯之姿，则可凌驾西洋医学之上”。“尊古”之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泯灭了学者的自信——他们似乎从来不敢想象：我也有能力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理论学说或实用技艺。在他们看来，古代医学从建立之时起就是一个尽善尽美“完成体”，已然没有发展的可能；一切新生事物，不过是“得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或是因为有“得道”先人的传授，或是因为“悟性”使然——悟出了古代圣仙心中所藏的奥秘与具体的运用方法。在这条学术发展轨迹上，一切新知识的形成无疑都不会被看作是对旧有理论与体系的批判，而仅仅是“阐发”。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结果，是不断增强着“古代学术”的光辉与可崇拜度。当我们看清了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隐含的这种“创新”方式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当代存活着的传统医学，并非古代传统医学的“克隆”。因而尽管从表面上看，现代科学旗帜鲜明地以“进步”、“超越前人”作为心中的理念、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而传统医学却是被盲目崇拜的“尊古”之风所笼罩，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去谈“创新”，甚至于连想都不敢想，但实际上无论“尊古”还是“复古”，都不过仅仅是一种心态，而不是客观事实。2.2关于道教医学是否存在着一种独立的道教医学？这是一个无法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问题。首先，显然不能将具有道士身份之人使用的医疗方法、及其医学言论与著作，或在其属领之地进行的医疗活动，视为“道教医学”。那么是否应该像研究佛教医学者所定义的那样：是产生于特定宗教思想的医学。然而这时我们又会发现，与道教有关的一切生命之学和实践，诸如修身养性、顺应自然、药饵饮食与房中术等等，都可以追溯到道教产生之前。即便是最具道教色彩的金丹大药，也不过就是要将金石不朽之性转移到人体——建立在交感巫术思维方式上的一种具体实践而已。可以说，道教求仙与养生方面的实践，是各种神仙方术与医学知识的集合；道教的宗教哲学与思想体系，是在将作为一种*治论的道家思想解释成求仙与养生之道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可以说，道教从一开始就缺乏睿智哲人式的奠基人，所以只能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庄》为经典。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道教又是一个巨大的载体——被改造成养生之道的道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已然远远超过了作为一种*治论的道家思想；相对儒家正统礼教而言，更具哲学味道的“玄学”，与道教思想彼此呼应；各种法术借助这个载体获得充分的发展，复又滋养与融入这个载体本身；自然的名山与人文的寺观相得益彰，助长着自身的神秘性与民众的崇信度。考虑到道教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皆为世人所广泛了解，因而从理论上讲，诸如《古脉法》这种虽然带有一定的道教色彩，但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以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的医学知识，也完全有可能产生于道教以外的环境中。然而按照印度人的思维方式说：未发生之事是没有原因可言的（无果即无因），而对于发生了的事情就应该努力去探寻其原因（有果必有因）。所以在审视与思考“道教医学”的问题时，与其刻意于那些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一部分的理论，毋宁将注意力集中在道教人士特定的生活环境、知识结构、修炼方式与传承制度上。换言之，就道教而言，或更加局限到诸如《古脉法》这样一个十分具体的个案而言，尽管宗教仪轨与医学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并无直接联系，但这些或许才是使得此种有悖官学正统、独具一格的知识能够形成于斯，并在师徒间代代口耳相传的必要土壤。从这一立场出发，可以说确实存在着值得注意与研究的“道教医学”。但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