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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春秋知多少明清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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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医学理论不断创新、综合、汇通和完善,朝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在医学理论方面出现诸多创新,且总结编纂了大量的丛书,在中外医药交流上也空前频繁,是中国医学进一步发展及稳定的时期。

元末明初之时,人才辈出,名医众多。如滑寿、葛乾孙、吕复、王履等都很负盛名。

滑寿,字伯仁,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

他不仅精通《素问》、《难经》,而且融通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三家学说,所以给人治病有“奇验”,他还著有《读伤寒论抄》等医书多种。“所至人争延,以得诊视决生死为无憾”,他更以“无问贫富皆往治,报不报弗较也”的崇高医德,受到时人的赞誉。

滑氏读《素问》、《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继之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著《十四经发挥》3卷。此书为滑寿代表作,翰林学士宋濂、姑苏西宫进士盛斯显等作序。此外,滑寿提出奇经八脉的任督二脉与其他奇经不同,应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而成十四经,并在《素问》、《灵枢》的基础上,通考个腧穴,考正其阴阳之往来,推其骨孔之所驻会,详加训释。

滑氏在针灸之道湮而不彰,经络之学已被忽视之世,力挽狂澜,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成为后世针灸医家的典范。不仅如此,《十四经发挥》流传到了日本之后,日本的针灸医学也开始盛兴起来。自元代以后,直至现今,《十四经发挥》一直传诵不绝。后世尚有《明堂图》四幅,题为滑寿撰。

葛乾孙,字可久,平江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江浙官医提举葛应雷之子。他生有奇气,仪状伟特,臂力过人,为人倜傥温雅。未冠时,好击刺战阵之法,后折节读书,却入试屡败。于是弃绝仕途,转而继承家业,研习岐*之术。其父取医书授之,他稍治辄精,且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为人治病,常见奇效。因此他名重南北,与当时浙江义乌名医朱丹溪齐名。相传,葛乾孙曾路遇一人,极明医理,精通方脉,授秘方于他,以后他用以治劳损吐血,活人无数。晚年,葛乾孙将异人所授之方,整理成书,即为《十药神书》。

《十药神书》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治疗劳损吐血的专著,其病症大体与现代医学的肺结核病相类似。这本书因其疗效确切可靠,得到了明清医家的推崇,并在临床广泛应用。《十药神书》卷帙不多,方共十首,以天干次序排列为甲字十灰散,乙字花蕊石散,丙字独参汤,丁字保和汤,戊字保真汤,己字太平丸,庚字沉香消化丸,辛字调肺膏,壬字白凤膏,癸字补髓丹。用以专治肺痨吐血之症,循序渐进,每有一方之效。唐宋以来,对肺痨病尚未有系统完整的治法,而《十药神书》问世后,则对此病确立了一套可以遵循的治疗法则。

吕复,字元膺,浙江鄞县人。自幼失去父亲,家境贫寒,求师读经。后来因母病求医,师从名医郑礼,从郑礼那里得到《古先禁方》、《色脉药论》诸书,治病奇效如神。他对于《内经》、《素问》、《灵枢》、《本草》、《难经》、《伤寒论》、《脉经》、《脉诀》、《病原论》、《太始天元玉册元诰》、《六微旨》、《五常*》、《玄珠密语》、《中藏经》、《圣济经》等书,都有辩论。对前代名医如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以至张子和、李东垣诸家,皆有所评说。其著作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等等甚多。浦江戴良将吕复疗效最著的数十病例编辑为医案。

王履,明初画家,医学家。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奋翁。元末江苏昆山县人,学医于朱丹溪,是其门人,尽得朱氏之学。

王安道根据临床的实际,指出伤寒与温暑之病应当分别,尤其对治疗方法的区别论述颇详。他认为,伤寒与温暑,病因虽同出一源,均为冬伤于寒而致,但是属不同类的疾病,因此不能混淆其治法。仲景之方为群方之祖,可借用其方,但仲景之方非为治温暑病证而设。王安道的这些看法,比起明清温病学家来,尚不十分深刻,其中,对温暑病的病因尚未超脱《内经》的理论范畴,但已从病的治法上将其分开,为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王安道对于中风病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风有二,有外感风邪者为真中风,而因火、因气、因痰而致者,属类中风,使中风的理论渐趋完善,对明清医家在此问题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王安道的学术观点,虽来源于朱丹溪,但却能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拘于前人之说,而能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实事求是来探讨医理,这是十分可贵的治学精神,对明清以后医学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古今医统》称王安道“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者”。充分说明王氏之学于医学理论颇有造诣,其探讨医理强调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治学严谨,立论有据。其著作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行于世,是其代表著作。

其他如戴思恭、张介宾、薛立斋、李中梓、吴又可等都是明代的名医。

戴思恭,字原礼,号肃斋,诸暨马剑乡马剑村人。生于元泰定元年(),卒于明永乐三年()。他是朱丹溪的优秀弟子,曾广为民间百姓诊治疾患,代表作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推求师意》二卷及校补《金匮钩玄》三卷。明朝洪武年间,戴思恭被朝廷征为正八品御医,授予了“迪功郎”的官职。他治病疗效显著,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看重他。

戴思恭得到了朱丹溪学术的真传,继承并发扬丹溪学说,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发挥。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戴思恭则补充说:“气属阳,动作火”,并进一步解释说:“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丹溪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思恭则根据临床,对此加以引申,指出“传化失常”是导致郁证的关键。戴思恭写的《推求师意》一书,便是本着其师朱丹溪之道,予以研究阐发,发挥了老师的未竟之意。难能可贵的是,戴思恭身为朱丹溪弟子,对丹溪的心法领悟最深,但也善于灵活运用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

戴思恭对于滋阴学派的贡献十分重大。由于丹溪习医较迟,兼且在学医过程中,几乎误入歧途,后来虽然获得名师之指点,但岁月不饶人,丹溪学成已经四十四岁了,难得他仍然能够在临床病症中发现滋阴之法,但是滋阴之学术在他的手中并未能够完全成熟,直到其门人戴思恭,在他的著述中修订了丹溪之学,而间以本身的学说填补其中,滋阴之学说才比较能被人了解和接受。所以在滋阴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戴思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家为世医,其父薛铠亦为当时名医。薛己年幼时继承家学,从其父学医业,是一位临床大家。于内、外、妇、儿、口齿、骨伤诸科,无不擅长,且在学术上能旁通诸家,可谓博学多才。在正德年间,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嘉靖年间,医院使。

在当时,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克伐生气,产生流弊。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熔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重视先后二天的辨证,治疗用药倡导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颇有启发。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女科撮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铠的著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加以注评。

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祖上以*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善用熟地*,人称“张熟地”,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质疑录》等中医学经典著作,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而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己,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明代诸家中最平正者,莫如李中梓。李中梓,字士材,出身官宦之家,上海浦东惠南镇人。父亲是万历十七年进士,故中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幼年时擅长文学、兵法,因屡试不第,加之体弱多病,乃弃仕途而学医。他悉心钻研医学名家的著作,深得其中精要,对中草药物的药性进行反复研究,并用于临床实践,在实践中创立了自己的医学理论,成为一代名医。

李中梓认为,治病求本,即要掌握生命之本。而生命之本,不外乎先天之本肾与后天之本脾两个方面。既然脾肾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故李氏在诊断、治疗疾病方面,十分重视先后二天亏损的调治。其著作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

吴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大明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吴又可亲历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了《温疫论》一书,他在书中提出温疫是由一种不可见的异气所导致,由口鼻而入,与现代的病菌学说、病毒学说接近。该书开中医探讨传染病学研究的先河,并启发了清朝的温病学派,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除温疫病以外,吴有性认为有很多病,如疔疮、发背、痈疽、痘疹等,都是杂气感染,即分别为某一种戾气感染,这种认识突破了“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火)”的传统观念,较之西方医学的感染病因学认识要早多年。

在明代,药物学方面研究诸多,然而对于药物学贡献最大的,当数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出生于行医世家。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毫无兴趣,因此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在之后果然成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医院判。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中错误很多,会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他阅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以及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而且亲自到各地去寻找药材。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求教。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编写工作。

《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种,其中载有新药种,收集医方个,书中还绘制了幅精美的插图,方剂首(其中余首是李时珍自己收集和拟定的),约万字,分为16部、60类。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前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全书收录植物药有种,附录61种,共种,再加上具名未用植物种,共计种,占全部药物总数的58%。李时珍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本部五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溼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等九类,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最大。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广泛涉及医学,药物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它在化学史上,较早地记载了纯金属、金属、金属氯化物、硫化物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同时又记载了蒸馏、结晶、升华、沉淀、干燥等现代化学中应用的一些操作方法。李时珍还指出,月球和地球一样,都是具有山河的天体,“窃谓月乃阴魂,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本草纲目》不仅是我国一部药物学巨著,也不愧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正如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指出:“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

除了《本草纲目》外,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一书。这本著作是作者研究脉学的心得。他根据各家论脉的精华,列举了二十七种脉象。先以简明的字句,再以适当的比喻来叙述各种不同的脉象,以帮助读者理解。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点和各种象的相应病证,都编成歌赋,以帮助读者诵记。最后所附删补宋崔嘉彦所著的《四言举要》,也是以易诵、易记的词法,全面地叙述有关脉学的各种问题,是初学脉学的良好读物。

明代医药交流方面十分发达,明朝*府与朝鲜、日本、欧洲国家、东南亚地区均有交流,这不仅使得我国的医学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更有利于我国医学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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