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个子孙,无一败家子,就凭这5 [复制链接]

宝货用之有尽，忠孝享之无穷。

《格言联璧》有云：

勤俭，治家之本；

和顺，齐家之本；

谨慎，保家之本；

诗书，起家之本；

忠孝，传家之本。

曾国藩家族两百年来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其个子孙后代中，无一个败家子，靠的就是其独创的家教理论和自成一派的曾氏家风。

而《格言联璧》的五句话，也被曾国藩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经八代而不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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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曾国藩治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秉持的也不过是“勤俭”二字。

他在《曾国藩家书》中曾提到过这样的治家之道：

“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

他还有一个“十六字箴言”：

“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将“勤俭”二字，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治家的全过程。

他要求家人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就连拾柴、收粪、插田莳禾这样的事，也要亲力亲为，至于女儿家的女红、厨艺、纺纱做衣，更是不能假手他人。

在饮食上，曾国藩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丝毫不讲究宰相排场，每餐只食蔬菜一品，决不多设，因此得了个“一品宰相”的雅号。

穿着方面，他的鞋袜都是由太太和媳妇女儿缝制而成。

在居住上，曾国藩也没有一国宰相的派头，其弟曾国荃曾以家中人口增多为由，在已有百年之久的曾家老屋之外另建了一栋新屋，费资三千余串。

曾国藩知道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并发誓此生决不住新屋。

曾国藩所持“勤俭”二字，终身不渝，由此，他一生官运亨通，曾氏家族也奇迹般避开了“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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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和万事兴，曾国藩对于“和顺齐家”之道，也有一番独到的认知，他说：

“立身之道，内刚外柔；肥家之道，上逊下顺。不和不可以接物，不严不可以驭下。”

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国藩也曾引经据典，强调“家和”的重要性，他说：

“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对兄弟竭力爱护，但不姑息纵容。

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以家族为重。

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孟子云：“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作为儒者模范的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挽救大清王朝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他日常的“齐家”之道中，可谓是“家齐而后国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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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他认为，谨慎是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他做了大官之后，他的家族中有很多人出门都坐“四抬大轿”，于是曾国藩告诫诸人说：“凡事当存谨慎简朴之见。”

这不仅是其勤俭惯了，更是行事的一份谨慎和不张扬。

在《致澄弟·鼎盛之际宜收敛》中，曾国藩又强调说：

“吾意我家方在鼎盛之际，此等处总宜收敛，不宜过于发扬，望弟时时留心。”

意思是说，一个人越是鼎盛的时候，越是要收敛谨慎。

谨慎，是曾国藩一贯强调的治家思想，而且在他官位越来越高、名声越来越盛的时候，就越是注重谨慎收敛。

因为他深知“高处不胜寒”和“功高盖主”的道理，人如果太得意了，祸事很可能马上就来了。

正是靠着这份谨慎，这份不居功自傲，曾氏家族才得以长久保存且盛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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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文化教育，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曾提到如果一个人能够“发奋自立”，即便不能考取功名，“亦是男的大帮手”。

他甚至举例说，老家的那些大贤大儒，并无功名，但是却活得怡然自得，闻名乡里。

他还鼓励儿子说：“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在读书上，曾国藩自己也堪为表率，他将读书变成日常的一种习惯，无论这一天有多忙，读三页书是雷打不动的规划，即使在*中也坚持每日读书。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也有许多内容是教导弟妹子孙要谨守家族的“耕读”传统。

他告诫子弟，不仅要读四书五经，甚至要求他们要多读史书，要熟读《了凡四训》，陈弘谋的《五种遗规》等书。

在“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曾国藩自身逐渐成长为一代大家。

同时，他也结合自己的治学之道，将新的见解融入其中，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

正是因为有诗书之教，所以曾氏后代人才辈出。

05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宝货用之有尽，忠孝享之无穷。”

俗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

但是，曾国藩做到了。

一方面，他是一个大孝子，十分重视孝道文化，在他看来，孝比读书求取功名更加重要。

他曾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

同时，他还认为，孝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则，是家庭和睦祥瑞的重要因素，他说：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大忠臣。

曾国藩对国家可谓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把国家之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

他曾说：“凡办大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

正是由于曾氏家族恪守忠孝之道，才使得其兄弟子侄在长期的宦海浮沉中相互照应、荣辱与共，并能在家国大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保证了家族的长远发展。

有些人得势便猖狂，还有的普通人家却养出了“富二代”。

别说“富不过三代”了，“眼见起高楼，眼见楼塌了”，每天都在上演。

又怎能如曾氏家族“历八代而不衰，百年无一败家子”？

点个在看，愿我们从古贤家风之中，习得一二，从而家庭幸福和睦，子孙昌盛兴旺。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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