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艺术丝绸之路希腊化艺术对中国古代 [复制链接]

《亚太艺术》第一辑中亚西亚专题

丝绸之路希腊化艺术对中国古代艺术影响初探

作者：汪璐

（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

公元前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东征历程，在使用武力征服东方的同时，其自身也与东方的文明相融合。希腊化时代的到来，使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冲撞与融合，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像是古代各种文明相交汇的十字路口，在古代亚欧大陆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极其重要的枢纽作用，亚洲大陆各个时代最主要的艺术文明都汇集于此。波斯的文化、欧洲的文化、南亚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并碰撞出文化、宗教与艺术的火花，促进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来了社会历史的更迭，反映社会的艺术语言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东方与西方的艺术题材、形式和风格也开始了相互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中亚地区的艺术不断地受到来自希腊化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亚希腊化艺术。古希腊罗马式艺术不再仅为地中海沿岸所有，而且还在遥远的亚洲地区落地生根。

丝绸之路为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而开辟，以长安为起点，途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伊朗等国，并联结西方地中海各国。总长蔓延多千米，在中国境内长度为千米。有南道、中道与北道三条主要线路，沿天山以南的丝绸之路，由中原向西行经河西走廊、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和高昌，继续向南行经于阗、莎车，翻过葱岭南达巴克特里亚、帕提亚地区。北路经龟兹，逾葱岭北至康居，在帕提亚的木鹿与南路汇合，往西到达地中海东岸。公元前4世纪之前，这些道路是较为偏僻与闭塞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希腊化世界兴起之后（年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丝绸之路上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才开始多了起来，数不清的新奇商品、工艺与文化源源不断地沿着这条道路传播着，欧亚非之间的贸易沟通因此变得有序而富有生机，打开了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新时代。这条交通大道在东西方艺术文明的发展史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东西方文明相遇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然后互相碰撞、交融、渗透，为后世留下了灿烂辉煌的艺术遗存。伴随着中亚的宗教和艺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东传，中亚地区希腊化文化与艺术随之传播到了中国境内。

公元3世纪时祆教在萨珊波斯达到鼎盛，东汉以来，祆教教徒和波斯商人开始在中原建祠传教。公元3世纪，摩尼教传入中国。后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崛起东进，大批的波斯和中亚人为了避难来到中国。唐代长安城内有众多的波斯人，有五六座祆教祠院。通过一些历史名人的种族来源，也可以看出中亚与中国的联系。十六国时石勒、石虎，北齐画家曹仲达，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他们都是从中亚地区迁徙来中国的粟特人。在宗教领域，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流亦非常频繁。历史文献记载了许多终其事业后复还西域的译经僧，如吐火罗的沙门昙摩难提，中印度的沙门僧迦跋摩（罗锴）、佛陀耶舍（觉明）等，也有狮子国（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沙门、众比丘来华宣传佛法以及一些大月氏人归化中原的记载。①

图1阿姆河宝藏出土有翼神兽

图2帕提亚出土有翼神兽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来华传教、经商或避难的西域僧俗人等，将中亚与西亚带有希腊化元素的艺术也带到了中国。我国丝绸之路北道挖掘出众多中亚希腊化时期的艺术遗存，西域及中原地区也出土了众多拥有希腊风格艺术处理手法的工艺品，可见希腊化艺术的影响范围之广。波斯金银器工艺、各种装饰纹样以及印度佛教艺术等，皆对中国的文化与艺术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

有翼神兽起源于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艺术，后被古波斯人传承，到了希腊神话中演变为鹰头狮身有翅的怪兽格里芬（Griffon）。著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阿姆河宝藏（OxusTreasure）汇集了许多古波斯的艺术品，其中出土了一件制作精美、公元前5—前4世纪的有翼神兽*金艺术品（图1），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帕提亚人在推翻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后，开始复兴波斯文化，大英博物馆现藏有一件帕提亚时期有翼神兽就是绝佳的证明（图2）。年，在中国河北省满城发掘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墓葬，文物种类繁多，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满城汉墓还出土了一件帕提亚艺术风格的有翼神兽（图3），与古波斯和帕提亚出土的公元3世纪初有翼神兽在风格上十分类似，好似一脉相承。据考证，汉代的有翼神兽的确是在帕提亚希腊化艺术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为汉帝国与帕提亚王朝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图3满城汉墓出土有翼神兽

图4希腊罗马风格人物浮雕的银牌，公元前1—1世纪，诺因-乌拉22号墓出土

有翼飞马珀加索斯（Pegasus）是古典马赛克艺术和古希腊钱币上的常用图案，在古罗马时代也被广泛使用，古罗马的一个希腊石棺中出土过一件年代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飞马纹青铜牌饰。公元前2世纪，匈奴崛起，取代了大月氏人，入主塔里木盆地，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外蒙古的诺因-乌拉匈奴贵族古墓群发现有希腊化艺术遗存，其中有古典人物造型圆形银牌（图4）和饰有有翼神兽的丝绒毡毯（图5）。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匈奴开始衰败，匈奴主系逃往中亚或欧洲，其残部或加入鲜卑部落，鲜卑在此前后接触到了西域和中亚文。年，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墓葬出土一件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鲜卑飞马鎏金铜牌饰（图6），为古典艺术风格，装饰有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飞马，飞马的头部上翘，双翼向后伸展，四蹄腾空做飞腾状，其昂首扬尾的整体形态十分富于动感与艺术表现力，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藏有两件此一时期的鲜卑飞马纹鎏金铜牌。新疆阿克苏地区还出土了一件公元前2世纪古典艺术风格的陶碗（图7），口径22厘米，高8厘米，灰褐陶制成，碗上雕刻的图案是希腊化飞马和龙纹的混合造型，边缘还装饰有西亚-希腊化风格的古典波浪纹饰。

图5丝绒毡毯上的格里芬袭击麋鹿纹,诺音-乌拉M6出土公元前1—1世纪,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6鲜卑飞马鎏金铜牌饰,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墓葬出土,西汉末期或东汉早期,国家博物馆藏

图7古典艺术陶碗，新疆阿克苏地区出土，新疆阿克苏博物馆藏

图8有翼狮子纹金箔饰件，新疆托克逊阿拉沟30号墓出土，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藏

狮子在古代中国被称为“狻猊”，在《尔雅·释兽》中对狻猊的解释是“:即狮子也，出西域。”说明中国最早的狮子形象来自于西域。20世纪70年代，新疆托克逊阿拉沟东口发现了四座战国时期的竖穴木椁墓，出土了两件狮子形象的陪葬品，一件是对狮“高足承兽方盘”，与中亚七河流域发现过的方盘器形类似，另一件新疆托克逊阿拉沟30号墓出土的有翼狮子纹金箔饰件（图8），年代为公元前4—前3世纪，该狮子造型采用后蹄翻转的式样。在新疆昌吉县也出土过一件约公元前4世纪的有翼狮子神兽摆件，希腊化风格浓郁。

图9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萨珊银壶

图10在新疆尉犁县营盘汉晋古墓发现一红地对人兽纹罽袍，尉犁县营盘15号墓出土，公元前3—5世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中国宁夏南部的固原市，是一座具有悠久的历史的城市，古称安定、原州，自古就是西北边陲地区的*事重镇，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必经的咽喉要道。年，在固原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唐天和四年，公元年）出土了一批蜚声中外的丝路文物，如鎏金银瓶、凸钉装饰玻璃碗、东罗马金银币、蓝宝石印章等。其中，出土了一件萨珊波斯风格的鎏金银瓶（图9），这是反映固原地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商贸往来地位的重要实物资料，年被定为国宝。这件银瓶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3厘米，重约1.5公斤。表面鎏金，瓶口为鸭嘴状，颈细长，颈部与腹部相连处有一圈作为装饰的萨珊波斯特色联珠纹，瓶底座也装饰有凸起的联珠纹，联珠圈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纹样。联珠是史前文化太阳崇拜的继续，代表太阳。联珠纹作为装饰框架结构与装饰区隔，成为传播波斯宗教与艺术的一种媒介，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后被广泛使用，对中国唐代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一种在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纹饰。银瓶的把手上方，还铸有一个头戴嚈哒式檐圆帽的、高鼻深目的人头雕像。银瓶腹部圆鼓，腹身雕有6个希腊化人物：带帽披着斗篷的裸体天使、持短矛者等，表现的是古希腊神话“帕里斯裁判”以及“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文化内涵丰富。浮雕人物为手工打押后拼贴而成，工艺精湛。

除了手工艺品外，一些希腊化、波斯、萨珊波斯和西亚风格的纹样也对中国装饰艺术的发展与变革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天使图案、茛苕纹、格里芬纹、忍冬纹、枣椰纹、对狮纹、葡萄纹以及联珠纹等，十分丰富、不胜枚举。这些纹样在传入中国以后，被吸纳进我国的艺术体系，虽然原有的文化与宗教寓意渐渐消逝，但它们独特的美感与装饰性却依旧闪耀着光彩。

图11米兰佛寺壁画上的小天使，引自《斯坦因考古记》英文版

以希腊化的天使图案为例，在中国西域的建筑以及丝绸纺织物上都十分常见。年，新疆尉梨县营盘汉晋古墓发现一红地对人兽纹罽袍（图10），上面有卷发裸体、穿着斗篷手拿情箭的希腊小爱神厄洛斯（Eros）（或罗马小爱神丘比特），前蹄腾空的大角山羊和石榴树的图案，皆为两两对称出现。米兰佛寺壁画中，也出现了有翼天使的形象（图11），今新疆若羌县的米兰佛寺是塔里木地区现存最早的佛寺，这个壁画可能是来自犍陀罗艺术的希腊化形象，具有公元2—3世纪时期犍陀罗地区的风格。

图12楼兰LB佛寺出土菱格纹样木雕

图13楼兰LB佛寺出土几何形花瓣纹木雕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在中国新疆罗布泊北发现了一座颇具希腊化艺术特征的古代建筑，位于楼兰古城的西北方数公里处，为中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佛寺之一，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AurelStein）将其编号为楼兰LB遗址。楼兰LB佛寺不同于公元3—9世纪西域地区流行的回字形佛寺的建筑形制，为木骨泥墙。与新疆塔里木盆地其他佛寺的建筑装饰样式也不同，用木雕做装饰，没有壁画，其木雕的装饰艺术纹样具有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菱格纹（图12）与几何形四瓣花纹（图13）等还带有一些帕提亚时期的艺术色彩。此外，楼兰LB佛寺还残存一件格里芬看守花瓶的木雕，生动展现了希腊化艺术对中国西域艺术的影响。

新疆的龟兹石窟艺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希腊化艺术痕迹。最早的一批龟兹石窟，可能是公元1世纪和2世纪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建造的。其中具有多元艺术造型因素，主要是印度、希腊和波斯造型要素，或印度和希腊相混合，或印度和波斯相混合，或希腊和波斯相混合，更有印度、希腊、波斯、中原、龟兹本土各种因素都混合在一起的造型，龟兹石窟里诸神的血统道不明说不清，正是这种文化的混血，让龟兹石窟中的文化氛围变得混沌而复杂，美得光怪陆离，如万花筒一般。②

龟兹石窟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在于其完整地吸纳和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波斯、古代印度这几种文明刚开始融合时的原始模样，与龟兹石窟相比较就会发现敦煌是相对汉化的。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常彰显以人为本的艺术特征，突出强调的都是人物本身，即使有动物的形象出现，也都是起到陪衬作用的次要角色。例如，在摩诃萨太子舍身饲虎本生故事画中，饿虎只起一种陪衬作用，即衬托太子伟大的舍身精神，用以达到描写人的崇高的深意，所以它与古代希腊文化以人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③

图14龟兹库木吐拉石窟58窟金翅鸟神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一个典型的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形象，即古希腊神话中海神与大洋神所生下的人面鹰身女妖哈尔皮埃(Harpy)。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它以人面鸟身的金翅鸟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犍陀罗地区的雕刻上。在库木吐拉石窟58号窟的拱形顶中央，也发现了一个金翅鸟神（图14）的形象：它有着鸟类的身体，长着一对翅膀，浑身长满羽毛，但却有一张长耳垂男性的面孔。

图15克孜尔尕哈第30窟后室券顶，飞天壁画

古希腊人认为神是最完美的人，是不需要穿戴的，所以在古希腊，裸体是具有神圣意味的。龟兹石窟壁画也受到了这种古希腊裸体传统的影响。龟兹石窟拥有众多的裸体塑像，佛与神多为裸体，国王、菩萨、飞天等大多半裸。龟兹的飞天与敦煌有很大的区别，龟兹的飞天体态略显朴拙，肤色一棕一白，通常是一男一女，抱着琵琶或箜篌。飞天赤裸着上身，肚脐以下穿着一件长裙裤，一条飘带环绕在肩膀、脖颈与手臂上，依靠自身的力量飞行（图15）。飞天到了敦煌后，被穿上了衣服，演化成为了柔媚缥缈的女性形象。

希腊化的犍陀罗佛像艺术也影响了中国的佛教艺术。

图16云冈石窟第20窟主尊佛陀造像

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间，这些犍陀罗佛像沿丝绸之路开始东渐，当进入中原内陆后，这些佛像发生了一些变化：鼻梁开始逐渐变低变平，但却依旧保留了阔耳、长目、面颊丰润等特征。希腊雕塑的写实风格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从此开启了中国佛像艺术的写实主义之风。一些帝王开始要求工匠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佛像。如山西大同的“云冈大佛”，即云冈石窟第20窟的中央坐像（图16），相传该佛像就是公元5世纪时依照北魏道武帝的形象来雕刻的。佛像体态端庄矜持，这是汉族艺术的表现手法，但其脸部形象却有着犍陀罗艺术的风格：鼻梁高直、额宽、眼大、唇薄。

云冈大佛的意义在于发展出了佛教的世俗化与中国化，这些佛像在汉族传统雕刻工艺的基础上，吸取、融汇了犍陀罗艺术的精华，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与其他国家与地区民族间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来的希腊文明使得亚洲地区受到了希腊化文化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从这些带有希腊化风格的遗址及其发掘品可以看出：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其本质都是混合主义，希腊化并非是一种东方文明完全处于被动地去接受希腊文化的状态，而是古希腊的文明同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埃及、叙利亚以及印度、中国的古典文明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杂糅的一种过程，是一种双向性的融合。各个民族包括中国都在外来的文化中找到自己需要或认同的事物与理念，在保有各区域自身文化因素的同时，创造出一种东西方融合的新的文化与艺术形式来。希腊的文化和艺术作为一种催生剂，在催生出新的亚洲文化的同时，本身也融入了东方的文化洪流中。

注解：

①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年，第27—28页。

②朱英荣：《龟兹石窟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年，第57页。

③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冰心、费孝通译，人民出版社，年，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