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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之天傅山及其书画艺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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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纸笔相合,得遇“字中之天”,是傅山对于写字一道的最大期许。他感言道,有时武将蒙童,无意为之,反出奇古,而自诩为书家之人,因作字“卑鄙捏捉”,反而难遇“字中之天”!于是,傅山喟叹:“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后无笔无纸复无字,当或遇之。”(《杂记》)又曰:“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家训》)无论是“神至而笔至”,抑或“笔不至而神至”,至与不至,皆为天意。此“字中之天”,唯有“积月累岁”,才可于不经意中获得。

来历行事奇:傅山生平

作为横跨明末清初的一代奇人,傅山生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即年8月日,0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即年。(图0)

图0

傅山像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一生拥有诸多名号,来源于其不同时期的身份与心境,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变换使用。他最初名鼎臣,后名山,字青主,又字啬庐。而其别号化名更多,如真山、公它、公之它、浊翁、石老人、石道人、丹崖、丹崖子、丹崖翁、朱衣道人、石头、六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红叶楼主、不夜庵主人、不夜庵老人、随厉、崖翁、侨山、侨侨山、侨*、侨松、侨*山、侨*真山、侨*老人、酒道人、酒肉道人、老蘗禅、闻道下士、大笑下士、龙池道人、居士、道士、道人、霜翁、观化翁、西北老人等数十个。

傅山出生于山西阳曲西村,明亡之后曾几次搬家,并且根据住地不同而变换别号其在居阳曲县*花山时,别号侨*;在居太原城东松庄时,别号侨松。在经历过“朱衣道人案”出狱之后,其大部分时间住在现太原市北郊汾河西岸的崛围(原文为“山+围”字)山。傅山安家于崛围山下土堂村,自己却避世山中读书写作、精研学问,山中多福寺正殿旁窑洞即为其“读书处”。山中旧时有楼,曰红叶楼,山顶处还隐藏着傅山行医问诊之处——青羊庵。傅山“红叶楼主”、“青羊庵主”等名号也由此而来。

世人常以“傅青主”之名称呼傅山,其“青主”之号便可能来自其所居住的青羊庵。在傅山《霜红龛集》中,收录了一首《青羊庵》诗文这样写道:“芟苍凿翠一庵经,不为瞿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傅山在这首诗中,名为描绘住所,实则阐发心声:老道隐居于此,并非只为修禅悟道,更为的是心中愤懑不平之气,于这纷乱世道中再添一座不肯同流合污的青峰。

“公它”之号语出《诗经》,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当时人常在诗文中用以称呼傅山。另外,傅山在挥毫书写画之后的常落款署“真山”,则是其道号。源自崇祯十七年()十月清兵攻占太原后,傅山在寿阳山中避乱,拜五峰山五峰寺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时,还阳真人郭静中所赐。而在明末清初致力于反清复明运动的傅山,在活动渐趋消沉之时,还保有对人心世道改变的奢望,于是为自己取别号曰“观化翁”。02

傅山的先祖颇有声望,其祖上原居山西大同。至傅山六世祖傅天锡,移居太原府下的忻州。曾祖傅朝宣入赘宁化王府,并因此迁居阳曲。祖父傅霖中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战功赫赫。父亲傅之谟不曾出仕,共有三子,傅山排行第二。

虽然早已迁出忻州,但傅家在忻州仍然拥有土地并得以坐收田租,直至傅山一代。祖上的渊源也使得傅山在二十二岁时得以迎娶忻州籍官员张泮之女张静君为妻,生子傅眉。傅眉五岁时,张静君亡故,此后傅山一直未曾再娶,只与儿子相依为命。傅眉生子傅莲苏,小名莲和尚,生女傅莲宝,小名班班。

傅山对于经史的研究也传自家学。六世祖傅天锡以研究《左传》为长。祖父傅霖虽为武将,却对文史颇有兴趣,专攻《汉书》。不曾取得功名的父亲傅之谟则以教书为业。书香世家的氛围使得傅山自小便博览群书,“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十五岁时,应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后又通过考试,成为领取*府薪饷的廪生。

在傅山一生中发生过三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不仅改变其自身命运,而且为其取得满世声望。其一为明亡前,进京为老师袁继咸鸣冤的学潮运动;其二为鼎革之变时,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引发的“朱衣道人案”事件;其三为入清后,为保持气节而拒征博学宏词科考试。

为老师袁继咸鸣冤源自傅山早年于三立书院读书的经历。崇祯九年(),袁继咸修复了山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书院,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此讲学。傅山及其他来自山西各地三百余名生员入学读书。在书院中,傅山很快展露才华,成为个中翘楚。但在书院成立的同年,因受到朝廷*派之争的牵连,袁继咸遭到*敌张孙振以贿赂之罪弹劾。十月,袁继咸被捕入狱,送至北京受审。为营救老师袁继咸,傅山不仅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还与薛宗周一同率领山西学子共赴京城向朝廷请愿。在京城,傅山及学子们起草疏文,印制揭帖,为袁氏申冤,很快扩大了此事的影响。随后,崇祯十年()一月,张孙振被捕受审,四月袁继咸被判无罪获释。傅山所带头的这次请愿行为可谓最早的学生运动,获得当时人赞誉一片。马世奇所撰写的《山右二义士记》以及傅山自作的《因人私记》等文中都详细记述了此事经过。自此,年轻的傅山被视为山西士林之领袖。

明亡之后,满清入主,傅山坚持气节成为一位遗民,同时亦成为山西反清复明的一员领袖。他四处奔走,以期复国。顺治十一年()五月,湖广*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在山西、河南一带因组织反清复明活动事泄被捕。傅山被其供出为知情人,于六月被捕下狱。在狱中时,傅山几经刑讯,拒不承认与宋谦有过任何往来。后经清廷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如龚鼎孳、魏一鳌、孙茂兰等人的鼎力相助,以及傅山友人弟子如白孕彩、陈谧等人的从中斡旋,终于顺治十二年()七月,傅山在身陷囹圄一年有余后获释,史称“朱衣道人案”事件。案中与傅山一同被捕的其他三位涉案人士萧峰、朱振宇、张锜都受到了绞刑或流放的惩处,唯有傅山未予判刑。其作为山西文化领袖的社会影响,使得傅山成为重点营救对象。

康熙年间拒不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成为傅山晚年又一世所瞩目的作为。康熙十七年(),皇帝谕旨下令召集博学宏词科考试,由各地荐举一百八十余位学者参加。这些学者背景身份不一,但无疑都是各地最有名望的士人精英,其中也包括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康熙帝想借助特考这一手段,拉拢汉族文人为其效力。在当时人看来,参加考试无疑是一种仕清行为。作为坚定的明遗民,傅山最初称病拒绝赴京,后因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车辇极力劝行,而不得不勉强启程。但到达北京的傅山并没有进城,而是住在城外荒寺中,并称老病拒绝参加考试,最后终得返乡。傅山在攸关之时,保持遗民气节,使得世人皆敬重其义行。

可以说,傅山生平遭遇种种奇事,皆出于不共流俗的自我性情。正如其《作字示儿孙》所主张的那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也正因为“心正笔正”的信仰,使得在清初,傅山有奇士之誉。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谓:“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友人毕振姬亦感叹,傅山“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

忽出奇古:遗民与草书

虽然在甲申国变之前,傅山已是誉满山西的学人,但论其书画艺术、学问研究的成就高峰却形成于入清之后。这不能不归结于明清鼎革为傅山所带来的心境与思想上的变化。

身处纷纷乱世,面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现状,天下汉族士人皆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共同问题:忠于先朝,抑或出仕新朝?面对这样两难的历史困境,傅山给出的答案是做一位明遗民。

在崇祯帝自缢身亡后的年岁末除夕,满腔愤懑无处宣泄的傅山还在为明王朝兢业守岁——“三十八岁尽可死,凄凄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坐小团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甲申守岁》(之一)也许他在追思朱明王朝消亡的教训,也许还在期盼南明*权的复兴。总之,在傅山看来,身处这样一个国变年份中,自顾生计是可耻的,应该有所作为——“自顾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闾。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自顾》)

于是,傅山不仅出家为道,逃避薙发,参与了山西的反清活动,还在顺治十六年()五十三岁之时,下江南,渡江淮,赴金陵,既兴奋又急迫地试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反清队伍会合。只不过未待其抵达故都,郑*早已失败退走,傅山满眼所见仅是清*的战船战卒,失望与懊恼瞬时占据其心胸。于是,傅山悲怆地写下《金陵不怀古》、《朝沐赋》等诗文,并在《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颔之》一诗中感叹如大梦一场:“北马久无性,南船也不情。侁侁凭战卒,泛泛信风撑。想著如饥惄,经过即厌生。长江三百里,如梦到金陵。”“隐非隐、现非现”,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为了坚持遗民立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作一个遗民的选择,也促使傅山在书法风格上形成转变。年轻时的傅山醉心于赵孟頫书风,但改朝换代之后,赵孟頫“贰臣”的身份为傅山所不齿,进而对其“熟媚绰约”之书风感到厌烦。傅山认为写字与做人一样,不能带有奴俗气——“字亦何与人事,*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家训》)傅山认为赵孟頫出仕新朝的做法,使得其书法浅薄无骨,带有奴俗之气。

为臣忠心不二、书风雄秀刚健的颜真卿,成为傅山自明亡之后数十年树立的学书楷模。“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作字示儿孙》)国变之后,因家贫而无钱买笔的傅山偶然之中以柳枝代笔,“折来菀菀秋风叶,削去亭亭冷玉苕”,居然写成丑拙奇字,追求的也是颜体书风。“腕拙临池不曾柔,锋枝秃硬独相求。公权骨力生来足,张绪风流老渐收。隶饿严家却萧散,树枯冬月突颠由。插花舞女当嫌丑,乞米颜公青许留。”(《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首》其一)这一时期,傅山书法作品如为老友曹伟寿辰所书十二条屏《曹硕公六十岁寿序》,其连绵行草的笔法根源便来自于颜真卿。

正是在比较颜真卿、赵孟頫二人书法风格后,傅山进一步提出“四宁四毋”的书学理念——“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作字示儿孙》)在傅山看来,颜真卿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0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喷涌磅礴、连绵不绝的草书逐渐成型,成为傅山最具辨识性的代表书体之一。

《宿东海倒座崖诗》轴即是傅山连绵大草的代表书作。“关窗出海云,着被裹秋皓。半夜潮声来,鳌抃郁州倒。佛事要血性,此近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这一诗文作于傅山奔赴江南与反清队伍会合而未果之时,倒座崖是海州云台山东海边一座悬崖的名字。傅山诗中以抗秦而亡的田横五百壮士为喻,暗指反清复明的将士,其中也隐含了起事失利、反清无望的忧患。整幅书法笔势圆曲,字字牵连,颇具激情澎湃的动势。同时,傅山将行距压缩,极尽繁密,又给人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另外,傅山以浓墨重笔形成涨墨,之后墨色逐写逐淡,笔画粗细、墨色浓淡反差极大,带给此轴如跳跃灵动的节奏感。

体现书家心性的连绵大草还有《忠孝节义》、《不觉诗》等书迹,傅山在诗文中一再强调了“忠孝节义,人之大根,不可不厚”的思想,并以变幻莫测、回旋盘转的草书用笔来体现。

对明亡的反思还反映在傅山读《宋史》后的有感而发:“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书宋史内》)傅山极其厌恶空谈而无实用的理学,并且指出“奴君子”比奴才更为可恶,必须扫除才行。无法亲身复国,身为遗民的傅山只能通过读史、写字的方式抒发心绪。这种读宋史而发的感慨,同样体现在傅山以草书写就《读宋南渡后诸史传》等作品中。

读书观化:治学与楷书

由于受到晚明实学的影响,更因从民族身份的立场出发,如顾炎武等明朝遗民厌恶崇尚空谈的宋明理学,转而主张发展经世致用的实学。04傅山亦是其中代表,认为“宋儒好缠理学。理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傅山手稿一束》)

面对反清复明活动无望的现实,傅山开始潜心读书、精研学问。傅山转向的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子学研究。所谓经学,无论其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的“六经”,还是《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诗》、《书》、《易》合称的“九经”,抑或是加入《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的“十三经”,都关涉的是训解儒家经典的学问。傅山认为“经子同等”,儒家不过是百家争鸣中诸子学问之一,亦是从子学中脱胎而出的。因此应当平等看待子学,并对其进行阐释。

对待子学校注这般“学问事”,傅山的态度可谓精研至极,且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治学之乐即在于此。正如傅山在《赠太原段孔佳》文中所言:“学问之妙,莫过于深,故曰‘极深研’。”亦如其《杂记》所言:“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此语大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意。在如此深沉的陶醉中,傅山校注了诸多先秦诸子著作,如《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评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评注》,等等。

在诸子学问中,傅山最崇尚的莫过于老庄之学。傅山自称“学老庄者”,并曾言不读老庄之书便难以启齿说话——“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坐猜度,玄牝不著耳。”05

傅山一生将庄子奉为老师,称“吾师庄先生”。他曾感叹《庄子》之高妙不在“六经”之下——“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於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读南华经》)

傅山读《庄子》常发出人意表之声,如其认为“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属作蜩与鸴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那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土?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读南华经》)在傅山看来,未必人人都要追求那前途无量的展翅鲲鹏,其实做个弱小卑微的蜩与鸴鸠,却能超脱世间之荣华富贵,清除奴俗龌龊之见,也未尝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将傅山放逐荒岛,且随身只准带一本书的话,那必定是《庄子》无疑。顺治十年()冬天,傅山“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因为“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06诸如《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养生主》等。其中《逍遥游》一篇是傅山于“土堂大佛陶之南呵冻”写成,全篇采用精细的颜体小楷。这些小楷《庄子》册页家藏数十年,为傅山最为珍视、留以传世之作。在其晚年托孤时,送给了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07

对于其他诸子之说,傅山亦多有评注研究。面对这些年代久远、一般人难以读懂的“奥义奇文”,傅山首先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包括文字训诂、读音与考证,等等。在这样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傅山再予以评论、阐发一家之言,治学态度可谓十分严谨。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些评注册页大多以颜体小楷精工写就,实为傅山呕心沥血之作(图02)。

图02

傅山

淮南子评注(局部)

行书纸本手稿册页

2.3cm×0.5cm

山西博物院藏

除去子学研究,傅山还对史学颇有兴趣。傅山曾在其子傅眉的协助下编纂而成《两汉书姓名韵》一书,书中按韵部罗列《汉书》、《后汉书》中所提及人物,并在每人名下附有简短小传。另外,作为傅氏后人,傅山还收集整理了历代傅姓名人,编成《傅史》一书。《傅史》分上、下及补遗三部分,共收傅喜等94位傅姓名人,傅山对他们逐个进行了评论。08

明亡之后,身为遗民的傅山更加注重读史,并力求从史书中汲取教训。傅山训诫晚辈读书亦要明辨是非——“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廿一史,吾已尝言之矣:金、辽、元三史列之载记,不得作正史读也。”(《训子侄》)傅山对《辽史》、《金史》、《元史》的不认同,正是对现实中满清统治不认同的体现。正如其《读史》所言:“天地有腹疾,奴物蛊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金虎亦垂象,宝鸡谁执雄?太和休妄颂,笔削笑王通。”在傅山看来,天地间、历史中充满了奴物,需要大大扫除一番才行。

傅山对研究及撰写历史的热诚,可从其一方印文为“太史公牛马走”的印章中看出,亦可从其受到司马迁影响的史笔中见出。傅山所撰写的诸多人物传记不仅遵循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建立的纪传体例,而且仿照司马迁的文末评论“太史公曰”,以“傅山曰”、“丹崖子曰”、“野史氏曰”、“闾史氏曰”等来指摘历史人物。09

古今一照:傅山对待“古”之态度

随着时间流转,傅山早年学而未得的二王书风,在康熙朝之后重新回归到傅山笔下。0虽然兜兜转转又复归起点,可这一次不同于年少无知时的生搬硬套,而是历练过后的理性回归。

傅山无疑在王羲之书法中下过苦功,多次临摹《初月帖》、《十七帖》等书迹。只不过对于当时之人皆异口同声称赞的定武《兰亭》,傅山却因反感其“一味整齐标致”而予以否定。在平生所见的三种《兰亭》墨迹中,傅山最欣赏“褚河南临本”,称其“于今野本天渊绝也”,并感叹“褚临本已尔,不知右*真迹复当奈何!”可见傅山对于王羲之的推崇。他通过反复临习褚本《兰亭》,从中摸索王羲之的用笔与体势。

傅山晚年对二王书风的回归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临古态度的转变。其实,自晚明董其昌始,“临”这一千百年来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早已不仅仅是继承传统的途径。临摹不再要求忠实于原作,而变为自我发挥的契机及创作的手段。至王铎时,临古观念更趋拓展,切割拼凑无所不用。处在这样一个古代经典权威式微的时代,心性自由的傅山由此创作出大量“臆造性的临书”。

傅山所作《临羲之一昨安西疏帖》、《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临王献之安和帖》等书迹,即是此中代表。在尺幅上,傅山将原本字体较小的二王草书帖放大临习为巨幅大轴;在字形上,傅山将原本严谨精巧的二王小草改为连绵狂放的大草;在风格上,傅山并未继承二王书风的精致优雅一面,而是学习其高旷豪迈的一面并加以夸张运用。于是,傅山所临写的二王书迹呈现出笔墨酣畅、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而又跌宕起伏的风貌。在对待其他前辈书家如柳公权、王昙首等人时,傅山的临古态度同样如此。

图03

傅山

杜甫绝句四首之一

草书绢本轴

96cm×47.5cm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对于古人的学习,不仅表现在对书风的临摹,还有对文辞的致敬。面对前代诗作,傅山尤其钟爱唐人如杜甫、李商隐、李贺等人,其中又以杜甫诗意最为偏好,曾书写过《夔州歌十绝句》、《漫成》、《杜甫绝句》(图03)等诗句。傅山曾说:“‘史’之一字,掩却杜先生,遂用记事之法读其诗。老夫不知‘史’,仍以诗读其诗。世出世间,无所不有。”(《杂记》)可见,傅山并不认同将杜甫之诗仅仅看作*治现实去解读,而更看重其诗情意境。

出于对杜甫的景仰,傅山曾选批过一本名为《杜遇》的杜甫诗集,后戴廷栻以“丹枫阁”名义刊行。傅山于《杜遇余论》中言:“句有专学老杜者,却未必合;有不学老杜,惬合。此是何故?只是才情气味在字句抚拟之外。”又言:“曾有人谓我:君诗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呜乎,古是个甚?若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百篇》底。”(《杜遇余论》)可见,傅山对于作诗学问的态度与其临写书法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一切诗文的精妙奥旨在于能够舍弃旧法、大胆变革,反对仅从字句上追求形似。

傅山对于“古”之态度还影响到其对于篆隶书体的
  艺术史在中国是一个很年轻、也颇有特殊性的学科。也因其年轻,而大有可为。《傅山的世界》的研究、写作、出版过程,多遇贵人,也抓住了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文革后期,艺术教育在各地慢慢恢复,我在上海向几位老先生学书法。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治系,把业余爱好也带到了北大,除了参加校内的学生书法活动,还研究书法理论,发表了一篇关于书法美学的论文和一些短评。年我到美国罗格斯大学*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治系只给我免学费的奖学金,我就到东亚系担任书法课的助教,教美国人写书法,以此来赚生活费。课余时间,驾车在美国东部参观博物馆,并拜访研究书法的前辈和同道,为国内的杂志撰写报道海外和台湾书法的文章。年秋,我决定转行。曾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书法二十余年的张充和女士得知后,向耶鲁大学的班宗华教授(RichardBarnhart)推荐我。班教授是中国绘画史的专家,学生都是研究绘画的,张充和女士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招一个研究书法的学生呢?班教授同意了。所以,我还没有进耶鲁大学,就注定要写和书法有关的博士论文了。


  但是,选什么和书法相关的题目来写博士论文呢?说来真巧,年秋,我刚到耶鲁大学不久,班教授和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合办的一个大型的八大山人书画展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开幕。展览期间召开了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99年春),中国大陆的刘九庵和汪世清两位老先生也来参加会议并发言。由于在美国研究书法的人很少,班老师便建议我这个刚入艺术史系不久的学生写一篇关于八大山人书法的文章,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听众的反应居然不错。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金石学在清初的复兴对八大山人晚年书法的影响。我在研究中发现,山西书法家傅山不但直接参与了当时的金石学研究,而且清初学术风气对他的艺术的影响更为典型,于是我在年就确定了以傅山书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我能如此快地决定选题当然和我有书法实践的背景相关。当时,我练习书法已近二十年,比较系统地关心过中国古代书法的经典。稍有一些书法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书法史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碑学的崛起,它结束了帖学的一统天下,改变了书法发展的方向。早在年春(那时我还没有出国),我就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其中谈到了碑学兴起对中国已有的经典体系的冲击,只是当时没有机会做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对傅山和他的作品也已有所了解。大约在年暑假,我回上海探亲。去看望我的书法老师金元章先生时,金先生说,他的一个老朋友在文革时被抄走的傅山的《哭子诗》手卷被退还了,那是一件很精彩的书法。金先生带我去他的朋友家看了那个手卷,还邀我和其他几位喜爱书法的朋友凑钱(每人5元人民币),请一位会摄影的朋友拍了照,每人得到一套《哭子诗》手卷的黑白照片


  我出国时,中国改革开放还不久,经济还没有很大的发展。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除非有全额奖学金,通常都不宽裕。受经济状况限制,我出国六年后,才于年暑假第一次回国。那次回国,我到傅山的故乡太原做了初步的实地考察。在太原,我得到了傅山研究专家林鹏先生、山西大学李德仁教授、太原社科院杨光亮先生、晋祠文物研究所郭永安先生等的热情接待。在北京,刘九庵先生安排我在故宫观摩了一些傅山的作品,汪世清先生为我在他的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开了介绍信,到北京图书馆读清初的文集(那时,到北图看善本书要有局级单位的介绍信)。汪世清先生对明末清初的文集非常熟,以后,我每次到北京,他都带我到北图或是科学院图书馆看书(科图也藏有很多清初的文集)。


  在上海,我去看望金元章先生时,他从抽屉里找出了一个小胶卷盒,对我说:“小白,听说你的博士论文要写傅山,这是当年请人拍的傅山《哭子诗》手卷的胶卷,或许对你有用,你就留着吧。”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和《傅山的世界》用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就是这卷《哭子诗》。


  年,家父尚在香港的一家中资公司工作,我去探亲时,通过刘九庵先生的介绍,拜访了香港著名收藏家叶承耀医师。叶医生在他的诊所接待了我,让我观摩了他收藏的傅山致莲陆十八札手卷。临别,叶先生还把手卷的彩色照片送给我。在从香港回美国的飞机上,我开始根据照片来做这十八通信札的释文。多年的书法训练,使我能够流畅阅读行草书信札。飞机落地时,这卷信札的释文已经基本做好,虽说我还不知道莲陆是谁,但已察觉到这一手卷是研究傅山在清初生活的重要文献。


  回到耶鲁后,我查出莲陆是明末清初大儒孙奇逢的学生魏一鳌(字莲陆)。魏一鳌是明末的举人,入清后,被新*府派到山西做官,为官期间给予处于困境中的傅山很多帮助,特别是当傅山涉嫌参与反清活动被捕入狱后,魏一鳌冒着生命危险为傅山作证,使傅山脱离险境。魏一鳌还是孙奇逢门下一位非常重要的弟子,他在离开山西后,追随老师发扬理学,在清初的北方学术思想圈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十分凑巧的是,在耶鲁大学美术馆,正好有校友、纽约收藏家路思客(H.ChristopherLuce)寄存的傅山赠给魏一鳌的行草书十二条屏,这件作品是傅山在魏一鳌离开山西之际送给挚友的赠别之言,对于研究傅山与魏一鳌的交往和傅山书法的演变,都很有意义。此时,远在北京的汪世清先生为我在北图查到了魏一鳌著作《雪亭诗稿》的抄本。我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又查阅了傅山和魏一鳌的共同友人王余佑等人的文集。这一系列的发现,为我研究傅山和魏一鳌的交往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年我初次回国收集资料时,国内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远不如今天来得开放,看东西并不容易。虽然在师友们的帮助下,我所获甚丰,但是,我在收藏傅山书法和文献最多的山西,看到的原作并不多。幸运的是,就在年,由山西学者整理的《傅山全书》出版了(版权页记为99年,但在各地书店上市,应在年)。这部书收录了经过几种版本校勘过的《霜红龛集》和许多从未发表过的傅山著作,是研究傅山的生平、交游、思想、艺术最重要的文献。它的出版使我不需要通过关系就能看到一些不易看到的文献资料。我在许多场合说过,没有山西学者的文献整理工作和他们的研究,我要在六年内完成博士论文不但不可能,质量也将大打折扣。


  年,耶鲁大学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中国大陆留美学生第一个访问台湾的代表团,我是团员之一。在那次访问中,我参观了故宫,并和神交多年的台湾书法界的一些朋友们见了面。我到台北时,正好一个画廊在前不久收进了傅山的《啬廬妙翰》长卷,当时画廊老板向台北故宫兜售,故宫书画处的朱惠良女士和书法家张建富先生因知道我在研究傅山,在这个手卷被高雄的一个收藏家购走前,分别为我做了复制品。由于这件作品充满了非常奇怪的异体字,引起我对晚明和清初书写异体字风气的
  年,我再次到太原收集资料和实地考察。我去拜访林鹏先生时,不巧林先生回河北老家了,林师母在家,说老林有个学生姚国瑾,也研究傅山,你们可以谈谈。姚国瑾本是学工科的,但酷爱文史,从山西耆宿姚奠中、张颔、林鹏诸先生游,对山西的史地很熟悉,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学术话题,一见如故。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通过书信来讨论傅山研究的问题,我从中获益良多。


  年秋季,我开始着手写作博士论文,年完成。博士论文以傅山为中心,探讨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对碑学书法萌芽的影响。博士论文委员会中,史景迁教授对这篇论文的评价甚好,认为比较严谨扎实。班宗华教授则认为,我对晚明文化的
  就在我考虑如何把博士论文改写成英文书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一个关于晚明印刷文化的项目。商伟兄和我妻子是北大中文系78级文学专业的同班同学,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又留在北大任教。因为他喜爱书法,写得一笔俊逸的钢笔字,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就常往来。他到哈佛大学读书时,我们也常联系。参加商伟主持的这个项目后,我开始
  年,我的英文书稿被哈佛大学接受。这年我到台北参加学术会议,顺便拜访收藏家陈启德先生。在他的收藏中,我见到了8年前在上海观摩过的傅山《哭子诗》手卷,此时,我的老师金元章先生已经去世8年了。重观这一手卷,感慨万千。陈启德先生从事水泥制造业,喜爱中国古典艺术,不但收藏书画,还创办了石头出版社,出版艺术史书籍。陈启德先生希望《傅山的世界》能由石头出版社翻译出版,我婉言谢绝。我告诉陈先生,我打算出版一本专业性比较强的明清书法史论文集。陈先生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而是委托他的助手*逸芬女士多次和我接洽。我被陈先生的诚意感动,同意在台湾出中文繁体字版《傅山的世界》。


  由石头出版社组织的初译结束后,我开始校订和改写。为什么要改写呢?因为,西方读者不熟悉中国书法,我用英文写作时,要照顾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介绍一些背景知识。这些知识在中文的语境中,就完全不需要了。而且,中文读者比较熟悉我讨论的时代背景,对细节的要求更高。好在我曾发表过一些相关的中文论文,有些内容可以补充到中文版中去。改写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中文版的《傅山的世界》,虽然在结构和观点上没有改动,但是具体的内容多了,篇幅比英文版大约多出了0%-5%。


  虽说我花了很多精力来修改译文,努力使之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几遍修改之后,依然觉得翻译腔很重。于是,我向老友刘涛求助。刘涛兄的文字简洁准确,年,我曾在国内出过一本讨论书法理论的书,就曾请他修改润色过。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法史,还能为拙著把关。谁知这一求助,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刘涛的妻子孙晓林是三联书店的资深编辑,认为拙著符合三联的出版品味。于是三联书店和石头出版社联系,出简体字版,孙晓林任编辑,刘涛为特邀编辑。


  年,《傅山的世界》繁体字精装本问世(编辑为*思恩女士),印刷精美(有彩色图版),价格甚昂,约合人民币四百多元一本。次年4月,三联简体字版问世,定价4元人民币。三联版将附注放在每页正文的旁边,甚合我意。为了让正文阅读流畅,我在写作时,把许多论据和相关信息放到注里去了,这些信息对有学术兴趣的读者是比较有用的。附注与正文同页,对读者来说比较方便。书的封面由三联资深美编宁成春先生的工作室操刀,新颖别致,和傅山一生所追求的“奇”甚是吻合。


  三联版《傅山的世界》问世至今整整七年,也正好印了七次,印数达到三万余册,对一本学术著作来说,算是不俗的成绩。能达到这个销量,当然和这本书带有跨学科的性质有关。但我一直认为,一本学术著作,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本领域专家的认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书法史界和傅山研究的同道们,予以基本肯定。


  回顾《傅山的世界》的研究、写作、出版过程,深感幸运,这一路走来,多遇贵人,也抓住了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艺术史在中国是一个很年轻、也颇有特殊性的学科。艺术史学者不但要阅读由文字构成的历史文献,还要处理图像资料,熟悉艺术的语言。20年前我开始研究明末清初书法史时,条件远不及今天。即使是今天,也还有大量的文献和图像资料没有整理出版,这就增加了明清艺术史研究的困难,师友和同道的帮助和指教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艺术史这个学科也因其年轻,而大有可为。

好汉留步!留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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