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为 http://pf.39.net/bdfyy/bdfzg/201217/8505686.html一、古代中医防疫辟温方术自先秦以来，中国至少有年的瘟疫史。中国医学在与数千年瘟疫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为珍贵的经验是在治未病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瘟疫预防知识。遗憾的是这些防疫知识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很少应用到国家的防疫活动。这个缺憾值得当局重视。中医古代防疫辟温方术，可分为药物防疫辟温和行为防疫辟温。本节主要梳理一下中医古代药物防疫辟温的有关知识。（一）悬掛佩戴法悬掛佩戴法是指将芳香辟秽、通窍解表类中药制剂放于布袋中，悬掛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胸前、腰间、颈部、手臂等部位来预防疫病。药效可以通过口鼻黏膜、肌肤毛窍、经络穴位经气血经脉循行而遍布全身。悬掛佩戴法，多采用芳香类中药来防秽辟邪，可分为单方和复方。悬挂、佩戴用单味药物主要有桑根、女青、马蹄屑和降香;复方主要包括煮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等。桑根，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将桑根用于疫病的预防:“二月一日，取东行桑根，大如指，悬门户上，或人人带之。”女青，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在自晋唐至明清在瘟疫的预防中一直被历代医家广泛采用。《神农本草经》认为女青“味辛平，逐邪恶气，杀鬼温疟，辟不祥。”马蹄佩带辟疫在晋唐和明清的使用亦很广泛。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有记载，曰:“马蹄木捣屑二两。绛囊带之，男左，女右。明·《本草纲目》对其功用进行了阐述，认为马蹄“甘寒无毒……辟恶气鬼毒”清·郑肖《鼠疫约编》则用马骨，以“马骨一块，装红布小袋内，佩带身上，男左女右”以防鼠疫传染。降香，又名“紫藤香、鸡骨香”，自明代开始用于瘟疫的预防。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烧之，辟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小儿带之辟恶气。”同时期的张景岳亦对此有相同的见解，认为“治天行时气，宅舍怪异，用真降香烧焚，大解邪秽，小儿带之，能解诸邪，最验。”清·刘奎也认为降香是辟温疫秽浊的首选药物，只是他更趋向于烧熏的作用方式。其他辟疫的单味药物还有雄*、花椒、川椒、艾叶马尾松等。复方药物佩带在中国古代运用较多。晋唐使用较多的方剂有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等祛邪辟秽方剂，明清在继承晋唐方剂的基础上，出现了除秽靖瘟丹等一系列的芳香辟秽的预防用方。老君神明白散，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记载老君神明白散如下:“术一两，附子三两，乌头四两，桔梗二两半，细辛一两”。并说“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消。”虎头杀鬼方作为一系列方剂，以《肘后备急方》虎头丸为基础，在各个时期加减不同药物以成方，也是药物外用佩带中运用较多的处方之一。《肘后备急方》记载:“虎头骨五两，朱砂、雄*、雌*各一两半，鬼臼、皂荚、芜*各一两。捣，筛，以蜡蜜和如弹丸，绛囊贮系臂，男左，女右，家中悬屋四角”。据现代对比研究：佩戴中药香囊对于降低幼儿人群及老年人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及调节免疫、增强机体抵抗力有明显效果。如由艾叶、冰片、藿香、薄荷、佩兰等芳香药物做成的香囊，通过对幼儿园例幼儿临床观察，证实其对预防流感和普通感冒具有一定作。药物的芳香气味不仅发散在空气中可以辟邪祛毒，其挥发油经过口鼻的吸闻进入人体还能激发人体阳气，鼓舞正气，提神醒脑以抵御外邪。或者将香囊佩戴于膻中穴，通过对穴位的刺激来纠正调节脏腑阴阳的偏盛偏衰。芳香佩戴法安全高效、价格低、携带制作简便，且对疫病起到一定防治作用。虽然现今有部分人佩戴香袋，或是将香袋悬挂于室内矫臭矫味，但还没有上升到药物辟疫的层面，没有大规模的生产和实行开，还需进一步的发展探讨。（二）焚烧熏染法焚烧熏染法指将药物燃烧，通过焚烧取烟来祛邪辟秽的外用方法。药物烧熏起效快，作用范围广，在历代疫病的预防中作用广泛，是瘟疫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烧熏防疫单味药物主要有艾叶、降真香、苍术、红枣、茵陈、大*等等;复方以太乙流金方和杀鬼丸以及辟瘟丹为表。艾叶烧熏在瘟疫预防中的运用最具代表性。《新修本草》说“艾叶，味苦，微温，无毒。主灸百病。”降真香从明代开始用于瘟疫的预防，并为医家一致认为是烧熏防疫的最佳药物，同时，苍术、木香、茵陈、红枣等芳香药物也在使用之列。《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丁香、檀香、降真香等，认为这些药物都有辟邪恶气的作用。明·张景岳较早记载了真降香辟疫，对其评价很高。清·刘奎在治疫病的过程中多有使用降香，赞其“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并烧降真香有验”，是预防瘟疫的最佳烧熏药物，并自定“苍降反魂香”:“苍术降真香(各等分)共末，揉入艾叶内，绵纸卷筒，烧之，除秽祛疫。”同时提出“烧青木香、薰陆、安息胶香，可避瘟疫”。苍术去秽，清·*宫秀说:苍术“甘苦辛烈，气温无毒……辟恶。”“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红枣也被用以辟疫，清·丁尧臣曰“红枣、茵陈、大*三昧，每早常烧室内。或苍术、红枣各一斤。柞膏为丸、如弹子大。每日烧一二丸。”清·王世雄《重订霍乱论》也用大*、茵陈和艾叶。清·郑肖严的《鼠疫约编》、鲍相傲的《验方新编》都记载烧大枣可以辟瘟气。烧熏防疫的复方以太乙流金方和余鬼丸以及辟瘟丹为代表。太乙流金方在自晋到清的使用过程中，除了悬挂和佩带，主要烧熏以避免瘟疫的传染。“辟瘟丹”类方药是自明开始出现、盛行于明清的一系列芳香辟秽方剂。自明代开始，芳香类药物在防疫中大量运用。各医家往往将其中几种或十几种芳香类药材组合成方用于瘟疫的预防。焚烧熏染，以艾叶、苍术、雄*的使用频次最高，这种防疫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如艾条、苍术等药物制成的中药消毒剂由于防疫效果良好，且毒副作用小、气味芳香、正医院病房消毒。且芳香类药物大多可以辟秽、化湿、开窍、杀虫，通过熏烧散发的烟雾可以杀菌，是一种作用范围广、起效快的空气消毒剂。现代研究证明熏烧艾叶的烟雾对多种致病菌、病毒、真菌都有抑制作用，从剂型进行了药理实验研究分析说明艾叶苍术消毒香烟通过熏烧可以抑制腮腺炎病毒及速效杀灭流感病毒。民间有用艾叶、苍术、香薷烧烟来防止婴幼儿感冒、痢疾泄泻的验例。(三)护守鼻窍法瘟疫来袭，最紧要的是要守住口鼻。中医理论认为：肺为华盖，先受其害。《灵枢·九针论》云:“五脏之应天者肺也，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肺位于胸腔，覆盖五脏六腑之上，位置最高，形如华盖，成保护五脏六腑之热。《素问》云:“天气通于肺”，肺主气，司呼吸，开窍于鼻，在外合皮毛。皮毛受邪，可内合于肺。而外邪侵犯或自体表入里、或自口鼻而入，故而往往先影响肺，在肺则为咳，所以肺脏易发生咳嗽、发热等肺卫失和的症状。温疫虽不属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六淫之列，但就其传播途径而言，或从口鼻而入，或皮肤接触而得，与外邪类似。因此，把好口鼻关是防疫重要措施。
我国古代发明的雄*敷鼻、苍术塞鼻、香油涂鼻以及取嚏的方法，来源于《素问·刺法论》天牝从来，复得其往的理论。其主旨是要守住鼻窍这一关，把疫气阻挡在鼻外。
其中，雄*具有解毒杀虫，燥湿祛痰的功效;苍术具有燥湿健脾，发汗祛风的功效;各种油具有清香开窍的功效;米醋具有解毒杀虫的功效。这些药物都可以防止疫气通过鼻腔进入体内。
古医书记载：凡入瘟疫家,当以雄*涂鼻窍,以防疫邪感染。《济阳纲目》中载“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入病家,则不相传。既出,以纸探鼻,深入令喷嚏为佳。”《居家宜忌》中载“入疫病家,用雄*涂鼻孔内,或香油涂鼻孔,或饮雄*烧酒一杯,或食大蒜数瓣,则所至不染”。
塞鼻是以药物塞于鼻腔以预防疫病的外用方法。鼻气通天，疫邪易于从鼻而入，药物塞鼻防止邪气从鼻而入是防止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之一。雄*、赤散是塞鼻法运用较多的方药。明代雄*开始被单独用于涂抹防疫的同时，也被用于塞鼻以防疫。吴媲在《医方考》辟瘟法中说，“凡觉天行时气，恐其相染，须日饮雄*酒一危，仍以雄*豆许用绵裹之塞鼻一窍，男左女右用之。或用大蒜塞鼻，或用阿魏塞鼻，皆良。”虽然他提到了大蒜和阿魏，但他认为“雄*气悍，能辟恶邪。大蒜、阿魏，气之至臭者，臭胜，则诸秽皆不足以加之矣。但蒜大热，阿魏透脑，虚人难用，不若雄*便于事。”取嚏法是通过刺激鼻腔，使人连续不断地打喷嚏，从而达到祛除病邪治疗疾病的目的。明清医家取嚏法，常与麻油和雄*涂鼻配合使用。此法在湖南农村常见，作者小时候感冒亦用此取嚏。父辈还说喷嚏可振动丹田之气，调动全身之正气以防疫。（四）药粉涂身法粉身法是将药碾碎，筛细末，或与米粉调和，撒扑肌肤的外用法。粉身能够直接作用于皮毛，防止秽浊之气作用于人体以防疫病发生。所用药物，晋唐医家多采用葛洪赤散方、“姚大夫粉身方”。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赤散方以“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真珠四分，镯四分。捣，筛为散……晨夜行，及视病，亦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同时，《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姚大夫粉身方”，“穹穷、白芷、篙本三物等分。下筛，内米粉中，以涂粉身，大良。”（五）汤药洗浴法汤药洗浴，可洁净皮肤，防邪气（病毒、细菌）侵人肌肤，同时调节内脏功能以增强正气，是防疫可以采用的外用方法之一。汤药洗浴单方，一般是桃树枝叶煎汤，这在古代运用颇为个泛。《本草纲目》曰:“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仙木也。味辛气恶，故能厌伏邪气，制百鬼。”《备急千金要方》曰：“凡时行疫病，常以月望日细铿东引桃枝，煮汤浴之。”洗浴用的复方有明代“治时气瘴疫浴汤方”：桃枝叶(十两)，白芷(三两)柏叶(五两)，上为散，每服三两，煎汤浴之，极良。清·刘奎《松峰说疫》：“于谷雨以后，用川芍、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晋唐多用以桃树枝煎汤洗浴的单方，明清在桃汤里增加艾叶等一些芳香类药物。现在民间还有桃枝煎汤洗浴的习俗。（六）汤药防疫法古代防疫汤药，方剂较多。《肘后救急方》记载40余首方剂，用青蒿治疟疾就是首创，还引举（大麻仁、柏子仁、干姜、细辛、附子）干散防疫辟瘟方剂。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用“赤小豆、鬼箭羽、鬼臼、雄*（各四两），上四味末之，以蜜和，服如小豆一丸可与病患同床无妨。”书中还记载流传民间许多单方。蒜豉汤和青竹茹汤在晋唐被用作瘟疫预防的方剂使用。唐·孙思邈《肘后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有蒜豉汤、青竹茹分：“蒜五子并皮碎之，豉心一升。上二味，以三岁男儿尿二升，煮五六沸，去滓服之，良。”青竹茹汤方剂为：“青竹茹二升。以水四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唐·王煮《外台秘要》载有此二方。李时珍提出常食大蒜可防瘟疫，如“蒜：时气瘟病，捣汁服。立春元旦，作五辛盘食，辟瘟疫。”清王孟英主张：“无论老人强弱之人，虚实寒热之体，常用枇杷叶汤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时邪。”水作为汤剂的基本组成，除了煎煮、容纳药物以外，也可以直接用于疫病的防治。晋唐文献中将药物浸井水中后服用以辟温疫，或以药物投井中以祛邪，以及取井华水煎药亦有不少。到了清代，”井华水直接用于瘟疫预防的资料记载开始出现，并广为流传。“每年腊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盛净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至岁朝五更时，暖令温自幼至长，每人以乳香一小块，饮水一二呷咽下，则一年不患时症。”清·鲍相辙亦记载了本方，并在《验方新编·却疟疾百病法》中直取井华水“立秋日五更时取井华水，合家长幼各饮一杯，全家可免疟疾一切病症。”至今，福建等地喝午时，茶即用端午正午所汲井水做成，并以此水配雄*、白酒洒扫庭院，认为可以辟邪、令一年不患疫病。雪水的应用仅次于井水。明《本草纲目》曰“腊雪，甘冷无毒。主治解一切毒，治天行时气温疫。”清·刘松峰认为“雪水能解瘟疫。当收贮听用。单饮煎药俱可。”（七）药酒防疫法酒为百药之王，防疫辟瘟自然少不了酒。唐·《新修本草》曰“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昔三人晨行，二人健，一人病，一人苑。健者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此酒势辟恶，胜于食。”明·《本草纲目》亦曰米酒“主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并在“东阳酒”条下引用上文，曰“烧酒杀虫辟瘴”。清·刘奎《松峰说疫》曰“烧酒大蒜于疫病盛行所不可缺。”用于防疫的药酒主要有:屠苏酒、豉术酒、姜酒、椒酒·椒柏酒·松毛谭等。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以豉术酒辟疫，“豉杂土酒渍，常将服之”或“熬豉新米酒渍，常服之。断瘟病不相染。”明·王鳌所辑《古单方》“〔梅师方〕辟瘟法”主张“豆豉和白术浸酒，举家常服”。清·刘奎《松峰说庄》则在组方基础上加入生姜，其气味辛窜走而不守，能发表除寒、开郁散气、辟恶除邪。刘奎十分重视药酒在辟时疫方面的应用，除推荐豉术酒之外，还自创了姜酒、椒酒、椒柏酒、松毛酒。其中，椒酒，“元日，吞赤小豆七，服椒酒一杯，却病避瘟。”避疫椒柏酒：“除日，用椒三七粒，东向侧柏七，浸酒一瓶，元日饮之”。姜酒避瘟法，“凡遇瘟疫行时，出门须先饮烧酒一杯，回家时仍再饮一杯，然后食别物，但勿至醉。不能饮者，出入可食姜蒜，或以塞鼻。”松毛酒：以“松毛细切，末。酒下二钱，日三服，可避五年瘟。还主张入病家最好饮雄*酒以不染，即使不能饮酒者亦须稍稍饮之。”因酒本身生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所以应用相对广泛。其中屠苏酒是代表，为晋唐以后广泛采用。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载“大*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板楔二分，七物细切。”用法较详细:“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明清医家在继承的基础上对组方药物做了一定的调整，饮用方法较前简明，同时还创制了逐瘟方，药物平和，适宜长期饮用。二、古代中医药物防疫辟瘟对当前抗击新冠病毒的启示古代中医药物防疫辟瘟具有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施行简便，无附作用和后遗症等特点，这对当前抗击新冠病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如环境消毒，现代用的是消毒液，中医也用单味药或复方药作为水剂消毒，但喜用烟薰消毒法。用枫木树球、苍术、雄*、艾蒿、石菖蒲、萞麻叶、苦楝子等常见植物，或研末制成熏剂，或因陋就简，不作任何加工就堆放燃烟，用此消毒，不仅方便经济，而且范围大，效果好。当前抗击新冠病毒，我们看到武汉每天要喷洒大量的消毒液和酒精，但尚未研究和推广烟薰法。新冠病毒的疫区十分广大，特别是在广阔的农村，我们能生产多少消毒液和酒精？而且大剂量使用消毒液，对环境微生物平衡的影响是否有风险？又如：当前抗击新冠病毒，需要大量的医疗物资，如口罩、防护衣等。据传，当前医疗物资己经短缺，这场疫战又是一个持久战，非常时期又不能复工生产。怎么办？中医古代防疫方法是否可以研究改进，以备今天所用？如香油涂鼻法，粉身法、浴身法等。一线的医生最易感染，而最感染的渠道是口鼻，戴M9的口罩还感染，如医生用香油涂鼻（或者在古方的基础上配制新的涂鼻方剂），涂鼻后再戴口罩，双重保险，或许能保护一线的医生。再如：当前防疫，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