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净经与男尊女卑的理解 [复制链接]

壹

不难从《清静经》中对“男女”概念的探讨中发现，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对待“男女”概念时并没有“遵男抑女”的意思，反而是根据男女不同的特性，隐约地表达了对“男女”双方的尊重与敬意。

当今社会许多朋友提起“男尊女卑”的时候，就觉得腐朽没落，应该被尘封起来，似乎一提到这四个字，就是男女不平等，宣扬大男子主义。另一方面，近些年许多传统文化学堂、讲堂兴起，其宣扬的主张似乎又认为我们现在的人远不够“男尊女卑”，以至搬出形式化的三从四德的规条，进行机械化的引导，希望恢复到纲常有序的社会。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形成如下两种“主义”。

一种是“大女子主义”，以打倒男权主义为目的；一种是“小女婢主义”，把女性当做男性的附庸。对这两种立场，在五四时期就有很多讨论，可在中国传统文化亟待复兴的当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仍在进行，没有结果。如果现如今我们不能用客观的眼光理解“男尊女卑”在古代中国的真实意义，那么很多精神传统就会因为偏见变得模糊不清，不免让人遗憾。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我们先看一段《清静经》中关于“男女”的经文：“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这里的“男”和“女”分别与“清”和“浊”、“动”和“静”相对应。读者很容易在这些内容上断章取义，认为《清静经》里面说的“男”都是“清”和“动”，而“女”的就是“浊”和“静”，并认为这是典型的男女不平等的描述。其实不然。

贰

如果硬把“清、浊”理解成：“男”对应于干净纯粹，而“女”就是肮脏复杂；那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字面书生”。“字面书生”习惯“听风就是雨”，不穷究其根本而肆意曲解本义。因为在上面引文的后面还说道“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揭示了“清浊”、“动静”两组概念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以《清静经》为例的道教经典不仅没有提出“男女”谁更重要，谁更不重要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性命题，而更强调两者组成、变化的关系。并且，“男女”所匹配的其他内容是互根互用的，如果我们将经文做如下标明，则能发现一些地方很有韵味。

“清(男)者浊(女)之源，动(男)者静(女)之基。人能常清(男)静(女)，天地悉皆归。”

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男女”内涵各取其意。经过这样的比对后，不难发现文中的结构排布，隐含了“男”取“清”之意，“女”取“静”之意。而人虽有“男女”，但是要“悉皆归”的。我们要避“浊”归“清”，避“动”归“静”，合起来就是“清静”。

《清静经》当然不只针对男女关系进行谈论，但它包含了男女二者作为一对对立统一体所能表现的世间关系的价值性内涵，因此即便不直接指向男女，也可借男女的寓意来阐述道理。借寓的有效性，在于把抽象而难把握的道理和可感知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样借寓才能够达到让人领会的效果，这既是道家经典的特点，也是祖师慈悲的智慧显化。

再看“男尊女卑”的话题。《清静经》的例子从某个侧面告诉了我们，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如果胡乱妄信、杂乱无章地把各种观点混合起来，就很容易产生认知混乱。

回到中华民族文化最初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古人表述方法与现代人不太一样。古人秉承了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其思考和表述都可以向传统继续追溯；今人的思维方式则十分个性化与碎片化。当我们用这种个性化与碎片化的方式去理解古人思维传统中最根本的内涵的时候，会发现是非常困难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具独特的结构性与框架性，所以如果深入探究的过程中没有尊重作为前提，而以现代的思维方式想当然地直接理解，虽然也可以得到片面的知识，但必定会有较大的偏离。

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道文化作为根本性主体之一，并以此延伸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这个整体性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之前，最迟是诸子百家时期的道统裂变，以百家分派作为分水岭。所以，诸子百家时期以前的中华文化整体性早已经定型，后续的发展不过是不断地丰富、填充这个精密、错落而宏大的骨架罢了。

很多人习惯地认定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为文化灿烂时期，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五四运动”功劳在触发了多彩的文化。有人因此认为“多元化”就是文化发达的最好表现，然而这种现代思潮下产生的惯性思维是值得商榷的。文化多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该“杂、乱、花”。家里的电脑如果同时运行十几个操作系统，运行效率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诸子百家与五四运动虽然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但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文化的悲哀，因为思想的过分多元导致了加剧了当时思想和人心的不稳定，于是稳定的社会和民生便也无从谈起：这种多元是以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代价的。

今天的我们是幸福的。如此强大的中国，正带领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复兴和稳定。此刻的中国，也正该在“多元化”的文化中寻出“归元化”的指向，以再次邂逅古人的智慧，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精妙之处。

在此过程中，道文化承担着一种根本性的角色，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关键性的概念，本质上也毫不意外地具有对立、统一、相生、相克、互根互用的道文化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男尊女卑”的意义其实与《清静经》中的对立性特点相一致。“男尊女卑”中的“男”与“女”，其实是借用性别的社会性提出的一对相对立的概念，位“尊”未必高贵而凌驾一切，位“卑”未必下贱而遭受凌辱与蔑视。“尊”和“卑”本身只象征着某些中性意义的内容，并不带有任何的褒贬性意义，只是现代直接而片面的思维习惯，把“尊”对应于“高贵无比”，“卑”当成“下贱破落”。

肆

由于这种深邃的智慧容易受到浅显的理解，后世的许多朝代在贯彻“男尊女卑”的文化内涵时，的确造成过一些男女不平等的制度。但是这属于应用的不当，不能因此否定“男尊女卑”本身中性的文化内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男尊”强调了阳动而清。“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女卑强调阴静而浊。阴阳为世间之根本，男女为阴阳的体现。所以，“尊”是与“刚健自强”相对应的，“卑”是与“蓄势厚德”相对应的。

以父母为例，家庭中如果没有了母亲的“卑”，没有“蓄势厚德”的敦敦教诲，小朋友可能就不会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学不会平心静气。同样，没有父亲的“尊”，没有“刚健自强”的示范，孩子就容易堕入过度的依赖，导致懦弱无能。

所以，通过对《清静经》中“男女”概念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文化传统对待“男女”时并没有“遵男抑女”的意思，反而是根据男女不同的特性，隐约地表达了对“男女”双方的尊重与敬意。

后来诸多男女的不对等之处，乃是应用操作的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理解，没有贯彻好先贤的智慧。错在后人，我们又怎么能把罪过加在古代圣贤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