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古代巫师上有通神之法，下有接冥之术，大能布兵摆阵、招降定疆，小能趋吉避凶、解除病痛。那时民间乡野，巫医遍布，其治病过程多故弄玄虚，尽管也有草药学知识和长期看诊的治疗经验在背后支撑，但都被巫医们神神叨叨的施法“表演”给掩盖了。
文明的进步、医疗的实践带来了观念上的更新，曾经收摄人心的巫医们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历史上就出现多次名医斗巫医的故事。
从民国时期一位乡村医生的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到“巫”和“医”的现代之争是怎样的一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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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念群
“四大门”与中西医的效力之争
传统中国的医生角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卜筮星相等职业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区别。
在民间社会中，医生与巫者虽在医治理念和技术上有所不同，但都是针对身体出现异常状况后所可能采取的治疗选择之一。两宋以后儒家伦理虽然广泛渗透进了医学界，“儒医”作为一种专门的称呼亦逐渐为一般人，特别是一些精英人士所认可。
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生的专门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如《燕市积弊》中所说民国时期的医家，往往“只要念过一部汤头歌儿，半本儿药性赋，就称国手（如“八珍四物参苏饮，白虎柴胡建中汤”之类），不过是腰痛加杜仲，腿疼加中膝，头疼加白芷，疾盛瓜篓皮。假如这个病人，浑身作烧，骨节酸痛，舌苔又*，眼睛发怒，拿笔就开羌活、葛根、牛蒡子；要是皮肤枯瘦，干嗽无痰，盗汗自汗，胃口不开，一定是青蒿、鳖甲、地骨皮，妇人调经养荣，小儿清热化痞，真正的拿手，就叫蒙事大吉。不信一个病人请十位先生，脉案准是十样儿，往往真能大差离格儿”。
民国以后，中央*府规定中医经过考试才能开业，而且要学习解剖学和传染病学等西医科目，卫生署规定中医称“医士”，西医称“医师”。
这种划分显然有歧视中医的意思。如昆明中医考试的题目几乎都是以西医科学的面目出现，如有病理学、药理学、方剂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科学、喉科学、眼科学、花柳科学、伤科学、按摩科学及针灸科学等等。
毋庸置疑，中央*府对治疗系统的专门化区分曾经对中国城市传统医学体系的改造起了相当重要的支配性影响。由于这种*策的推行具有强制性特征，它有可能改变普通民众在需要治疗时的选择取向和动机。
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来自上层的控制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乡民的选择意向是有很大疑问的。
下面我们就通过民国时期一个乡村医生的生活史来观察乡民对医生种类的选择及其意义。我们所选择的研究个案医生徐志明生活在北京西郊海淀镇北的前八家村。
当时分布在京郊的许多村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没有多少中医，西医更是难见踪影，例如在前八家村附近，巫医人数就比西中医为多，因为中医是在年以后才出现的，巫医的地位明显高于中医。这在华北地区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如年张家口地区的《阳原县志》曾记载说，到当年，县境内还没有西医，“中医亦不能遍村皆有，然三百户以上之村，类有一人”。
年，县*府曾举行了一次中医考试，但从记载的效果来看，似乎不太理想，所以县志上说：“未曾考而为人所信仰者，亦不禁其诊视。富者得病，率皆延医诊治；贫者往往听其自痊自死，终身未曾服药者，约占三分之二。近年赤贫者，往往衣食皆无，更难求医疗疾矣。妇女有病，亦有舍求医巫者，痊则信其灵，死则由其命。”
许多地方乡人有病先请香头去治，不得已时才请中医，最后才请西医。例如前八家村十六号住户福德海妻子死前病势很轻，请来神州庙香头，让病人吃仙药，结果病势转重，于是请来本村中医袁子痒与西医徐志明，但为时已晚，结果死去。
因此，治疗效力的大小在普通乡民的选择中，往往是占第一位的，“仙爷”的影响力大表现在很多人往往把一些事情发生的缘起与其支配力相联系。如前八家村三号住户欧德山，儿媳欧沙氏在民国38年（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自杀，村人对死亡原因议论纷纷，有人称得罪了仙爷，因为欧姓门前有一棵大树，树中住着一条“神蛇”，就是“常爷”。
欧德山见蛇有时甚长，有时很短。一次，将蛇从树中挑出，扔到远处去，结果，蛇又回来了。另一次，将蛇系上绳，以利于辨别，带到远处去，在带走之人回来之前，家人发现蛇已回来。后来，欧德山将蛇又挑走，把大树砍断烧毁，蛇终于不见了，可是不久欧德山就得了病，他儿媳自杀，也推断为是得罪了“神蛇”的缘故。在欧沙氏死后三天，欧德山也因病而死。
一次，李永和太太说：“前几天欧家死了两口，起初欧家儿媳，在死前两天晚上，到清华大学找她男人去，走到河边上，忽然掉到河里去。过了两天，就用杀猪刀自杀了，她公公也跟着死了。你说这是怎样回事？准是得罪了仙爷。”
因此，中西医要与“四大门”展开竞争，首先就要在效力上做文章，这方面西医并非无所作为，但其发生影响往往是在“香头”无法施展效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年间本地发生急性症，有数人用西药治疗，发生效力，当时许多人对西医西药的治疗效果感到惊讶，到处传播，无形中作了口头宣传。
同年又出现了脑膜炎症，中医无法治疗，最后由徐志明治好后，附近中医，有时得病不能医治，也请志明去治，有时中医甚至给徐志明介绍病人，因为知道徐志明可能专长某项治疗方法。
另有一位中医，是徐志明的亲戚，名叫关月樵，住在前八家村北面的北窝村。关月樵的女儿三岁染上重病，关姓自己不能治，将徐志明请去。徐志明到关姓家，看见已有两位中医在小孩身旁坐着，小孩已经气息奄奄，两位中医皆束手无策。徐志明抱定死马当活马医的勇气，先打强心针，后用补药针，守夜至天明，孩子的病势果然好转。两位中医非常佩服徐志明的医术。此后，关姓使其子跟徐氏学西医，同时一面给徐志明介绍病人，由于关家是富户，所以一面又借给徐氏一大批款项，使徐志明添置设备，购买药品。
在京郊乡村，香头得到普遍的信仰，并非完全依靠其神秘的降神活动所发生的效力，而是在治疗过程中糅合进了中医的治疗因素，也就是说在经验范畴，香头的治疗有时很难和中医的经验区别开来。如果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看，这也是其与中医身份可以互换的原因。前述“四大门”香头下神多用中药可为明证。这可能在别的地区也是较普通的现象，另有昆明的旁证。
据当时的调查，昆明有一王姓医生自称受神灵启示，能医奇难杂症，每次诊病均命患者携旧单至，诊毕，常从旧单的各味药中选择数种，另用纸书写，在神位前照视，说是禀与先师，保佑患者借该药的力量早日痊愈。
有一次看病，王医生就把病者提供的药单药性解说一番，然后说此药方虽佳，只可惜错放*芩一味，若将之换成甘草，服后必可痊愈。开方后照例禀与神位，神位是个木牌，上刻“至圣先师之神位”六字，旁边放着一个小油灯。可见这种治疗活动走的完全是一种中医的程序，只不过借用了行巫的方式。
问到病人为什么找王大夫，回答说：“我的小娃娃，在前年患了咳症，花了许多钱，医院里看了三个月还不好，说是什么百日咳，后来到王大夫那里一看，吃了两服药就好了。”这说明在这位病人的脑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西医和巫医之分，而是以效果作为实际的判断标准。
“效力”是形成“地方感觉”的一块基石，但另一方面，“效力”的产生也必须依靠乡民可以接受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拥有相当的竞争力。
例如西医进入中国之初，由于采取的外科手术方式尽管有可能治愈中医无法治愈的疾病，却无法让中国人接受其解剖原则指导下的治疗原则，以至于引起种种误解，一度酿成了相当频繁的教案，西医的一些理念也往往和中国的伦理行为相冲突，如民国年间在昆明的调查曾显示，当问及相信中医的理由时，有的人回答：“西医讨厌，什么地方都要看。”另外一个回答是：“西医老说，病是会传染的，如果是个好好的人，那会碰到那么倒霉的灾星，倘若病是真的会传染的话，家里有人病，谁去服侍他。”
这反映了民众的空间概念无医院管理概念相互协调。所以西医系统的进入往往需要借助“地方感觉”的形式，甚至采取类似“借胎生子”的方式，才能在“效力”上和地方祭祀系统相抗衡。
以下就是在京郊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京郊平郊村延年寺中的药王神专司医治佑护病人的责任，据说具有起死回生的功能，所以村民患病时多来药王前请愿，以求早愈。但是根据效力大小的选择原则，村民有病不会完全依靠药王的许愿，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一方面求医诊治，一方面许愿的兼顾方式。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利用了这种乡民的兼顾心理，同时利用药王殿的空间，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
年夏天，燕大社会学系在平郊村延年寺药王殿中设有一个救急药箱，这个药箱托付给了当地村民于念昭主持管理，每月添加五元的药品，其中多属于医治普通病症的药物。
这个救急药箱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村民，村里凡是患病的人，都可免费来此求药，因此每天来求药的民众颇为踊跃，平均每天有十人左右。
关键在于药箱设立的位置和村民求药的动机颇可玩味，药箱设在药王殿内，无形中增加了其吸引力，因为村民来此求药往往带着愉快的心情，他们总猜想着药王会特意加神力在这些药品上，对早早治愈疾病一定大有帮助。我们由此看出，现代西医对传统空间的利用，和乡民对治疗效力的心理选择有趣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另外，“经验”与“灵验”的关系在各地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医的年龄越大，经验就越丰富，似乎更容易得到乡民的信仰，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在某些地区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如年昆明市66位中医年龄45~75岁的有50人，年龄25~45岁的只有16人；而34位西医中年龄20~45岁的有29人，45岁之上的仅有5人。年李景汉对定县位传统医生的调查发现，他们中40岁以上的占89%，50岁以上的占64.3%。
与昆明的情况相似，这说明习医时间的长短对于民众的选择心理会有一定影响，如对昆明的调查中，当询及民众对中医信仰的原因时，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你看看中医他们学习多少年，自然有经验，西医只进三四年学校，出来便挂牌做医生了，我有一个甥子，从前是个顶顽皮的孩子，后来中学毕业了，便进了*医学校读了几年书，现在刚跑出来，又是医生了。”
但在京郊地区，除治疗经验以外，乡人对前八家村或自己村中医生多不信服，常常请外村人治病，所以当地有句成语：“妙峰山娘娘，照远不照近。”说明是否“灵验”有时比“经验”还显得重要，也为乡人信仰“四大门”留下了相当的空间。
*府按西医模式对中医体制进行职业化的改造对中医命运有相当明显的影响。职业化不仅在体制上容易使中医与西医进行攀比，医院制度，而且直接在经济利益和传统伦理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折。
如前八家村一号住户袁子痒中医，曾于年在海甸镇药铺时读药书，学治病，后拜海甸孙志卿大夫为师，学习中医，不久步前八家村应诊。但自北平卫生局领得医照后，因感到不易挣钱，转移到海甸应诊，后又移到北平行医，中间还一度去过张家口，最后于年返回村内居住。这期间一度到昌平与清河镇各药铺做主方大夫，此后，因土地增多，生活富裕，才返回家中居住。
很明显，袁子痒的行医轨迹是沿着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运转的。而这种转换很可能受到了*府对“医士”与“医师”进行分类，并由此确定其收入标准的做法有关。这部分“贵族化医生”在乡村中显然数量有限，而且集中居住在市镇，很少下乡，大部分乡间医生因医术较差，没有领到卫生局执照，他们主要靠亲朋好友介绍病人，慢慢把名声传出去。但这样做就要少收费用，或不收费用，或每遇节期只收些礼物。乡村也有用许多偏方治病，或有专门技术的中医，这部分医生要比用草药治病的中医数固为多。
选择治疗方式的经济原因
影响乡民选择治疗方式的另一个核心因素是经济问题，乡人得病一般来说是看不起医生的，除非其收费能负担得起。中医出诊需雇轿去请，医生来到家中处方后一般都要酒饭招待，还要赠送“红包”，金额多少不等。
如是在家悬牌应诊，俗称“医寓”，一般是只诊病，开处方，不供应药品，也就是说，看完病后仍需到药店取药而付一笔药费。如民国时期道县的何纯斋是专门在家候诊的，他门前悬一“何纯斋寓所”的牌子，凡是来求诊的，处方以后，自觉丢一“红包”于桌上。红包钱不拘多少，病人家境好的多封，家境差的少封。
所以，在乡间看医生是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的，因医术有差异，故收费有高低，如果要在乡村当纯粹的医生肯定不敷生活的费用。西医正是因为收费过高，即使治疗效果明显，也受到乡人的拒斥。
比如清河镇西医孙富华与王淑敏因为索取两石米的高额手术费与药费，乡人付不起，所以导致人们议论说：“宁可人死，也不敢请西医。”
又说：“清河西医口臭。”这是对西医随便要价的批评。由于无人上门看病，孙王两位西医只好经营起副业。其实乡村中的医生一直都有义务型医生与半义务型医生之分，义务型医生大多家产丰厚，有足够的资本扮演儒医施仁术的角色。而乡村中所谓半义务性质的医生却比例更高，他们往往不只靠治病获取收入，还多兼有其他职业。
例如学校教员，据当时调查，兼医生和教员双重身份的人数目不少，因为医生治病要摸脉搏、开药方，所以要识字。而乡村识字者少，小学教员又不易请到，中医为了谋生也为了宣传自己，多兼教员之职。
徐志明早年曾在燕京大学在前八家村设立的医药箱和清河镇西面真福院天主堂诊所初步接触了西医的基本知识，中间一度跟中医袁子痒学习脉学，至于开草药药方，了解各种药品的性味，志明虽稍知一二，但并未深入研习。徐志明后来行医时，即兼用脉学知识诊病，不过仅以此为辅，仍以西医为主。
在学习了一段中医治疗方法以后，徐志明感到对中医兴趣不高，所以成绩不佳。徐志明经常进城，看到城里西药房、医院以及卫生事务所设备良好，规模宏大，而中医则渐走下坡路，觉得还是学西医的前途更大，于是在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住在北平城内西四牌楼的内科大夫杨百川。有段时间，徐志明每日随杨大夫学习，后改为每星期进城学习一次。
从此，在前八家村，徐志明就开始以西医的身份与中医和“四大门”展开竞争。除了在效力方面进行反复较量外，徐志明参与竞争的最重要武器是收费低廉。
徐志明给本村人治病，病轻时则有时白送一些药片，也不索取种牛痘小孩的费用，外村人知道徐志明治病不收手术费，也不会像清河镇医生那样收取费用昂贵的医药费，所以纷纷前来应诊，以至于门诊病人日多。
徐志明治疗所用的药品也到指定药铺如杨百川开设的药铺购买，为适应乡民的经济情况，所购药品价格都较低廉；为避免药价波动，每次所购药品数量不多，用完再买，买药的周期是每隔一日进城一次。
在京郊农村，治疗收费的高低与否，往往直接决定了一位普通乡民对治疗方式的选择。所以西医要和“四大门”竞争，首先在费用上应基本与其持平，不能过于昂贵。普通乡民到坛口上求香，只要一二角钱香资就够了，有时甚至不付香资也能获取香灰，若是请医生至少要花费四角，药品在外。
乡民请香头大多是为此经济上的原因，连香头自己也认为这是其参与竞争的一大优势。这种情形在警事档案中也有所反映，如一份审讯书中就证明顶香看病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为了赚钱，这份审讯一位叫王玉才的香头所记录的对话如下：
问：你因为什么顶香治病你将原因说！
答：我曾在南锣鼓巷信诚斋绱鞋，于前年十二月间我梦见一老者叫我顶香治病，不然他叫我生病。我无法，于去年正月间我移在永外苏家坡二号我姨兄孙兆祥家居住，我顶香治病不收治病者任何馈赠。至于卖香钱，我都不管。
问：你顶香治病实在你不向人民勒索吗？
答：我实在对于治病及其他并不收受分文，我亦无招摇是非情事。
另一份其表兄的证词也证明王氏顶香看病并不索要钱财：
问：你这姨表弟他对于给人治病问事向人民要多少钱？
答：我姨表弟与人治病是顶神治病，并不要钱，连香都不卖。
住在小泥湾的一位张香头也说过：“若是请大夫吃药得要多少钱呀？老神仙是为救人救世，普度群生。”西医在进入乡村时也多少考虑到了这一点，如当时进行的定县实验，力求创造出中国式的保健体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经济承受力上能与其他医疗系统展开竞争。
如当时的报告中说：“农民经济既然如此困难，一切卫生设施，当然不得超过农民担负能力，因此定县卫生工作试验，遂以调查农民每年负担医药费用为起点。”
当时调查的结果是：“每家每年医药用费平均为一元五角有余。一家在定县约有六个人，即是平均每家为每人医药，至多化用大洋三角之谱。此三角钱在现刻当然完全消用于旧医看病买药，无新医与卫生事业之可言。我们今日介绍新医，包括科学卫生方法，若能分得旧医四千年历史基础上三分之一之价值，即非易易。换言之，农村卫生行*费在今日华北情形下，至多只能以获得每家担负大洋五角为准。”
当然南方有的地区平均每人负担的医药费用比定县还要略低一些。由定县按最低标准议定的医药费用可知，其一年的医疗花费相当于一般香头几次看病的收费标准。但面对香头免收治疗费的挑战，有的地区的西医需施行完全免费的措施才能在争夺病人方面与“四大门”的香头相抗衡。
“社区医学”与乡村社会资本的融汇作用除“效力”和“费用”之外，社会资本的重组，对西医在乡村占有一席之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西医如果真正想要和“四大门”竞争，在民间社会中就不可能仅仅单纯扮演一个纯粹医生的角色，而需要当地多种条件的合力支持，因为“四大门”的“香头”就是在社区中扮演着多功能的角色。
针对于此，负责定县医疗改革的西医陈志潜在定县实验中提出一“社区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