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讽喻诗，据白居易自述，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与元九书》）这些诗篇广泛地揭示了中唐社会生活的各种重大问题，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黑暗和民生的疾苦。
白居易的讽喻诗实践了他在《新乐府序》中的主张，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首先，他的大多数讽谏诗一吟咏一事，主题集中，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如《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井底引银瓶》《观刈麦》等，诗人直赋其事，叙述完整，情节曲折。他运用外貌、服饰、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塑造了一些列劳动人民的形象，较之杜甫《三吏》、《三别》的类型化描写，更具有个性化特色。如“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左臂凭肩右臂折”的新丰折臂翁；“左手秉遗穗，右臂悬敝筐”的贫妇人。这些人物栩栩如生，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外貌衣饰富有特征，而且他们的内心世界得到真实的披露。如卖炭翁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却“心忧炭贱愿天寒”。这种内心矛盾痛苦的描写，不仅使人物有血有肉，而且使他们的血泪控诉，更惊心动魄，也增强了揭露和批判的力量。这是诗人在叙事诗中溶入了传奇小说表现手法的结果，是他对传统叙事诗的发展。其次，白居易的讽喻诗，在叙事议论的结合上也有特色。其多数诗是“卒章显志”，即篇末议论。其中有几类：一是诗人直接议论，宣泄感情，如“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二是将自己的优裕生活与百姓的贫苦相对比，如《观刈麦》、《村居苦寒》的结尾，表达诗人自责内疚的心情，并深化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悯。三是将百姓的饥寒冻涙与豪贵的穷奢极欲进行对比，在大小、轻重、贫富、苦乐的对比中，深化主题，增强诗歌的战斗性。再次，白居易的讽喻诗除了直赋其事外，还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有的借自然物象以寄寓作者对社会*治问题的见解和感慨。如《黑龙潭》诗借祭龙祈福的民俗为言，形象地揭示出了贪官污吏狐假虎威，鱼肉百姓，而深居九重的皇帝却不闻不问的情形。还有一种寓言诗，将事物拟人化，用以比喻社会的某类人物或现象，褒善贬恶，同情不幸。这种寓言托物的手法是传统比兴手法的发展。与直赋其事相比，较有蕴藉婉曲之致。-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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