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是哪家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古人好植树，一为怡情养性，二为美化环境。
别看古人“古”，其实他们的许多思想放到现代来说都是很潮的——
《孟子·梁惠王》中记载：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倡导遵循规律，不加破坏，和谐共处，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态理念嘛？
《礼记》中有云：
孟春之月，盛德在木。
倡导拥抱自然，播种绿色，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生态理念，不正是相吻合的吗？
先进的观念、想法
无论经历多少北转星移
都是值得被这个时代所珍藏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古人植树的世界
看看他们的那些植树趣事吧
五帝、夏禹时期
在公元前的五帝时代，舜帝便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部长”。虞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种树，并且号召官员和老百姓种树！
虞官
而夏禹时，就出现了有关保护林木的萌芽思想，据《逸周年》记载：“禹之禁，禁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周朝
周代专门在“秋官”下设有种植和保护行道树的管理官职──野庐氏，防止偷伐……周时期，统治者便开始在坟头栽种树木，以显示其地位，而平民百姓是不准立坟，更不准植树的。
野庐氏
《史记.晋世家》“桐叶封弟”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记载的是周朝创建者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年幼继位，在和弟弟叔虞玩耍的时候，剪桐树叶为“圭”状，戏称“以此封若”，周公旦认为天子无戏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这是晋的来历。而晋则以桐树为兴，因此非常重视桐树，当地俗语“家有梧桐树，不愁凤凰来”，千百年来桐树遍山西，繁盛异常。
春秋
春秋时期，在民间才有效仿统治者在坟头植树的现象，以使人们能够辨认自家祖坟。
秦朝
在人们固有印象中，秦始皇凶凶的的，但其实这位历史上第一位封建君主，在统一中国后，就曾经下令在道路旁植树，并要求修建驰道，即今天的国道，且要求路旁每隔7米就要种一棵树，这便是我国最早“绿化带”的雏形。
这一点在贾山在《至言》一书中有记载：
“秦为邓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以青松”。
楚汉时期
楚霸王项羽从小爱树，要是发现谁要砍树，总要上前劝阻。有一天，他发现一个老人欲持斧砍桂树，项羽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口’字，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困’字，不吉利。”
项羽听后，笑着说：“照你这样讲，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
汉朝
到了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时期，植树习俗和清明联系在了一起。
一向重视农业生产的汉文帝、汉景帝父子，对种树当然不会含糊，曾9次颁发劝民植树的诏令，曰：
“多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西汉的*霸，曾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当过太守。其间，他除了极力奖励耕桑外，力倡“节用财，殖种树”。他对郡内的林木了如指掌，郡中“鰥寡孤独死无以弗者”，从什么地方砍树做棺木，他都能亲自作出安排。史书对他评价极高，说：“汉代言治民吏，以霸为首。”班固在《汉书》中为他写了传记。
龚遂，西汉的又一个良吏。他在当渤海(今河北河间县)太守时，针对当地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到任后的第一要事便是“劝民务农桑”，规定郡民每人必须“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不几年，“吏民皆富实”，“郴道大治”。《汉书》中有《龚遂传》。
三国时期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且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在隐居庐山期间，为贫苦百姓看病，不收取钱财，只要病人痊愈后根据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后种杏树，病重者植树五株，病轻者植树一株。几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竟有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熟，董奉用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边用“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三国时的郑浑在任山阴(今河南焦作市)、魏郡(今河南临漳.县)太守时，看到当地百姓缺材少木，就严令“树榆为鸾，并益树五果”。几年功夫，“榆皆成篱，五果丰实”。由于他治理有方，魏郡村庄“整齐如一”，郡内百姓“财足用饶”魏明帝十分赏识对其“下诏称述"。
与郑浑同时代的颜斐，也是一位倡导植树卓有成效的人。颜斐初为曹魏太子洗马累官京兆太守。史书记载，魏时京农的老百姓，“多不务殖”。他上任后严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因而京兆“风化大行”郑浑深受百姓拥护。及到他改官平原太守时，“史民啼泣遮道，车不得前，十余日乃出界”。
晋代
“五柳先生”陶渊明不仅爱菊，而且爱柳，他归隐后还专门在房前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
他是一名植树积极分子，诗云：“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拿到现在来说，估计全民义务植树证书已经可以摆满房间了。
南北朝
再就是南北朝时期，众所周知，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著称，其实他对植树也非常热衷和支持。他不仅给百姓分田植树，而且详细规定树的品种、数量及栽种时间。
沈璃，南北朝时萧梁官吏，为官清明，*绩显出。沈璃在担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县令时，“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减半。”没有多少年，建德县树木成林，“人咸欢悦”。《南史》中有他的传记。
南齐良吏刘善明，作官清廉。史书载，刘善明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太守时，“郡境边海，无树木”，他下令“课人种榆，櫝杂果”。几年之后大获其利,被擢升为直阁将*。《南史》中有《刘善明传》。
隋朝
隋炀帝非常重视植树造林。柳树又叫杨柳，其实这一美称与隋炀帝还有不小关系。《开河记》记述，隋炀帝登基后，下令开凿通济渠，虞世基建议在堤岸种柳，隋炀帝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就下令在新开的大运河两岸种柳，并亲自栽植，御书赐柳树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
同时，他还大行奖励之策，诏令民间种植柳树，曰：“柳一株、赏一缣”，缣就是双丝的细绢，每种活一棵树，就赏细绢一匹。此奖励诏令一出，臣民纷纷植树，后来出现了千里运河岸绿柳成荫的景观。
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曾手植银杏，今就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终南山下的古观音禅寺。逢秋冬叶落季节，“满地*花堆积”，引游人纷纷前往欣赏。
此外唐朝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栽上行道树，城乡植树之风也是年盛一年。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
孟浩然诗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美丽之景便是植树的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到西藏时，特地从长安带去了柳树苗，种在拉萨大昭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如今已成为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唐代诗人杜甫爱桃、竹，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平生憩息地，必种数杆竹。”
……
据史料记载，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生动写照。
唐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每逢植树必亲自出席栽种。
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在柳江边大种柳树，还写了篇充满“种柳戏诗”：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
还曾作《种树郭橐驼传》教世人种树，做人，曰：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
唐代另一位诗人白居易也堪称种树爱好者。所到之处，一定有他种树的身影，官做到哪，树就种到哪。
“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
“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都是对他爱种树的生动描写。他任忠州刺史时，他掏钱买花买树，并率领童仆，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绿化荒山，改善环境。
在他的《东坡种花》一诗中，就生动的记载了此事：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
宋朝
《宋史·太祖本纪》云：
宋太祖课民种树，夹河两岸广种榆、柳护堤。
宋太祖为鼓励植树，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凡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并且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如对规劝百姓植树成绩卓著的官吏，晋升一级；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晋升一级。
此措施一出，植树的范围更广泛，当时从福建古田直至海南，除种上苍翠松桧之外，还杂种荔枝，远远望去恰似一片连绵不绝的茂林。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在平山堂掘土种植柳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手植堂前重柳，别来几度春风。
如今，在扬州大明寺平山堂还有一株“欧公柳”。
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
“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
“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
“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
由此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程度。
宋代诗人苏轼堪称“植树模范”。少年时便爱种松，他在《戏作种松》中咏道：
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
多年的种树经历使他掌握了丰富的种树技术，很多人都来跟他学习种树经验，他的种树方法被人称为“东坡种松法”，写入《东坡杂记》中。他任杭州知州时，在西湖筑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成为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
他谪居*州时，在“东坡雪堂”前广种柳、桑、竹、枣、栗，留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桑三百尺”的诗句。他被贬定州时，栽下的两株槐树，如今仍生长在河北定县文庙前院，人称“东坡槐”。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带湖新居种树，并写词《水调歌头》：
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
宋元之际的文天祥也酷爱植树。少年时代文天祥在江西吉安县固江乡的侯城书院读书时，栽种两株柏树，如今枝繁叶茂，距今已有七百多年。
相传，当时共种五株，其中有一株是尾梢入土，蔸根朝上倒栽，大家对此颇为奇怪。文天祥说：
吾异日大用，必尽忠报国，此柏当年也。
元朝
相比于宋太祖的“正面倡导”，元世祖忽必烈将植树立法，他也是第一个将植树作为法令执行的帝王。
《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诏书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并颁布《农桑之制》，其中第十四条规定：
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种榆、柳等。
其意思为：每人每年需要种桑树、枣树20棵，如果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此外，他要求级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申报不实，须按法律论罪。
此外，元代大都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河畔植有大量林木。大德年间因看护不周，致十余株树木被伐，“成宗闻之，顿感不悦，令速查上奏。”“不日，刑部将盗木者绳之，以法而办。”
明朝
据《燕京时餐记》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贫，经常挨饿。有一天，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树正熟，就摘下了一些果子美餐一顿。后来，他当了皇帝，忘不了柿树的功劳，还念念不忘植树造林，于是下令有五亩至十亩地的人，要种柿、核、桃、枣;还下令安徽凤阳、滁县等地百姓每户种两株柿树，不种者要罚。从此，安徽等地广种柿树。
别看朱元璋是放牛出生，其实他很有经济头脑。一上任就大力发展“经果林”，曰：
“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
他以农桑为国之本业，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仅京都金陵的钟山，就种了50余万棵。
并且朱元璋在推行一系列振兴社会经济文化措施中，就有植树造林一项。诏令曰：
“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
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在他推动下，大明朝种树成风，全国种树规模在10亿株以上，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种树皇帝”的称号。
明代诗人杨升庵喜欢种桂花树。他的居所临近湖畔，他沿湖种了许多桂花树，其湖命名为“桂湖”。杨升庵曾诗云：
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
一到金秋，“桂湖”上绿桂成荫，十里飘香，赏心悦目。受其影响，新都人种桂蔚然成风。
清朝
到清朝时期，在前朝各朝代的积累下，绿化面貌早已基本成形。清朝建立后，清皇帝依然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和牛羊践踏及盗窃之害。
在清代嘉庆二年，泰安府知府为褒奖植树造林，绿化泰山，在泰山脚下修建了种柏树碑，这是泰山首块也是目前唯一一块详细记载古代泰山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
这块泰山种柏树记碑立于泰山中路红门孔子登临西侧，由时任泰安府知府金启撰文并书写，碑文正面详细记载了清代嘉庆二年泰山只有对松山附近“古干参天，绿荫夹路”的植被状况，和当时上上下下的执*者对泰山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重视。背面则记录了山东各地知府积极捐树棵的详细名录。当时绿化的区域从泰山王母池遍及升仙坊盘道两侧，为研究泰山现存古树名木提供了宝贵资料。
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倡维新，光绪皇帝曾诏谕发展农林事业，兴办农林教育。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所到之处都要动员湘*在大道沿途遍栽柳树，称为道柳，用意在于巩固路基、防风固沙、利行人遮凉。后来，人们便将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
兵部尚书杨昌浚见到连绵不断的“左公柳”后，不禁赋诗称赞这一壮举：
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我们老祖宗们
在种树这件事上毫不含糊
关于植树这件事
他们算是非常有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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