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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发生大瘟疫时,官方是如何应对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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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猫冬编辑整理/渚桥

当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之种种,让我们很难不去回望历史。中国古代都暴发过哪些有史可查的大瘟疫?古人的瘟疫应对措施是怎样的,因此形成了哪些风俗习惯?

01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影响较大的瘟疫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传染病,比如汉代、明代、清代的鼠疫,南北朝、清代的天花,唐代的疟疾、麻风,以及清代的真性霍乱等。瘟疫最高发的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记载可查的瘟疫多达77次。即便是繁盛的唐代贞观年间,也发生了六次瘟疫。

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记载:“庾衮,字叔褒,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盛,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余旬,疫势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衮亦无恙。”

意思是咸宁年间(公元年—年),瘟疫大流行,庾衮的两个哥哥都死了,二哥庾毗又病危。当时瘟疫的气焰正十分嚣张,父母亲和几个弟弟都到外地避难去了,只有庾衮独自留下没离家。各位父老兄长勉力劝他离开,他却说:“我生来就不怕疾病。”于是他亲自照料二哥,日夜不眠;又不时去抚恤他两个哥哥的灵柩,哀悼吊唁从不废止。这样过了一百多天,瘟疫的势头终于开始消退,家里的人才回来。二哥庾毗的病痊愈了,庾衮也太平无事。我们不难想象庾衮当时决定留下来需要多大的勇气,在家人都抛开哥哥躲避在当时无解的瘟疫之时,他毅然决然地留下来照顾哥哥,这是抱了与之共存亡的决心的孝悌壮举,难怪干宝要把他“封神”,载入《搜神记》。

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几次瘟疫有:

东汉末年,从汉灵帝时期到汉献帝时期,五次暴发大瘟疫,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干旱、洪灾时同时伴随着瘟疫。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汉献帝建安时期的瘟疫。曹植当时专门写了《说疫气》一文: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现在的学者研究推测,当时的瘟疫很有可能是鼠疫。唐文宗时期,大江南北暴发的瘟疫也很多,村里十室九空,相当惨烈。明朝末年暴发的那次大规模的瘟疫甚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每次大瘟疫都是一次巨大的伤害,造成的损失非常惨重,国家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给予辅助,比如减免赋税,发放钱粮等物资,还有就是移民——有的地方瘟疫还没有完全散去,这种情况下,把老百姓往瘟疫比较轻的地方迁徙。

02历代瘟疫的官方应对措施

中国古代基本没有相应的公共医疗监测体系,没有主动报告的制度,更谈不上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在遭遇瘟疫后,主要是事后报告制和紧急求援制。控制不住时,地方紧急向中央求援,由中央派医生携药材前去救治,大瘟疫往往伴随着饥荒,因此还需要拨钱粮等。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年战国秦墓中出土的竹简《封诊式》,提到过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但这是当时*府内部出于对劳动力维护的角度对刑徒、士兵等特定群体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指向全民利益,并不是一种公共卫生体系。

该竹简中,关于对麻风病人的隔离似乎是强制性的防疫措施,但这种隔离并非针对全社会。如《论语》卷三《雍也》: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意思是:伯牛病了,孔子前去探望他,从窗户外面握着他的手说:“死亡,这是命里注定的吧!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

我们知道,儒家是最讲究礼节的。老师来了,为什么一定要隔着窗子说话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麻风病人采取的措施只能是直接隔离,将冉耕隔离在屋内,即便是师生也不例外。

到了唐代,出现了医生巡疗体系。地方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他们会下辖十几到二十几个不等的医学生,专门负责境内的巡疗,防治疫病也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

宋代地方上设置官药局,以及安济坊、养济院等慈善机构。并且唐宋都特别重视药方知识的普及。比如唐代官方屡次修订方书,用张榜告示等方式进行传播。

此外,古代的道观、寺庙乃至基督教的教堂等也都广泛从事医疗事业。如唐代的景教徒(即基督徒)近代的耶稣会等。另外当然,古代的很多防疫、赈灾等工作是由地方乡绅来组织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有一种机构叫做悲田养病坊,这是一医院和慈善机构。它兼有两者的特点,医院的功效,可以治病,在爆发传染病之时,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此外,悲田养病坊服务的是贫困人口。这股民间力量渐渐成为朝廷的威胁,因此唐武宗毁佛时期曾特地下令,要求*府接管各地的悲田养病坊。到了宋代,养病坊就渐渐转变为国家行为。

作为宋朝国都的开封商埠繁华,人烟稠密程度居世界第一。可以设想一旦发生瘟疫,不仅会危及数百万人口身家性命,甚至朝廷的*治菁华也可能毁于一旦,令国本动摇。因此救济穷困病者、防止瘟疫蔓延为北宋统治者所重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了惠及百姓的“惠民药局”。

公元年,宋朝首创官办药局,取名“卖药所”,又称“熟药(中成药)所”,负责制造成药和出售中药。年,官府采纳各地设熟药所的建议,官办药局逐渐普及全国。年“卖药所”改名为“医药惠民局”。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成立“惠民和剂局”,专门制作药品,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发售官方成药。此类官办“惠民药局”遍及各州、府和*队。每到夏天,朝廷派出翰林医官到京城临安施医送药,为穷苦的百姓诊治,并派士兵送药下乡,直到天气凉爽后才停止。逢旱涝灾荒或疫情蔓延,惠民药局派出大夫携带药品,走街串巷,去“其家诊治,给散汤药”,防止疫情蔓延。瘟疫发生时,惠民药局更是通宵服务,日夜有专职人员值班,要是“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按“从杖一百科罪”。

高明的医术和严格的管理使惠民药局名声卓著,许多地方大员患病时上书皇帝,要求赴京师惠民药局医治。到蒙元王朝,对于医疗慈善机构的惠民药局,依然非常重视。蒙元*府甚至在修撰的记功*书《经世大典》的序录中把“惠民药局”单列出来。此外,在二十四史的《食货志》中,“惠民药局”在别的朝代都是不单列的,唯在《元史》中单列,可见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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