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对中医历史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书籍，其目的是客观呈现中医的发展历史，而非为中医站台，盲目的宣扬中医。
本书范围：作者将研究重点，落在了中古时期，也就是汉代与宋朝之间，多年的历史。同时触及了宋代以及明清的一些医疗现象。
中古时期医疗的特色：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印刷术尚不普及，国人获得书籍非常困难。所以，在当时，基本上只有精英阶层，才有机会读书识字，著书立说。换句话说，整个中古时期，史料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精英阶层中，而广大群众，则成了历史长河中“沉默的大多数”。
精英纪录下的医疗情形：历史学者李燕捷通过统计发现，导致唐朝人死亡的疾病中，排前四名的分别是：脑血管疾病；传染病；疮疡，也就是外伤、溃疡一类的皮肤表层疾病；还有服长生药致死。
他的数据来源，是唐朝的传世文献以及墓志铭。要知道，中古时期，但凡能写出传世文献，或者死后能有墓志铭的人，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精英阶层。所以很显然，精英文献所展现出的，就只是精英阶层的情况，很难代表整个唐朝的实际情况。
精英视野中医疗的地位：中古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比如著名文学家韩愈，就曾在文章《师说》中写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也就是说，当时的医者社会地位与工匠等同。士农工商，工匠排倒数第二，其地位低下可见一斑。后半句的“君子不齿“，态度就更明显了，就是看不起医者。所以不难想象，中古精英们是很难客观公证的描述当时的社会医疗情况的。
本书特色：还原中古医疗的本来面目，广泛的研究了各种散碎的民间史料，致力于搜寻更为贴近普通百姓的真实信息，以摆脱精英阶层的一言堂，为读者呈现更为真实的中古医疗史。
一、中医发展的三个阶段。
作者认为，中医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巫医、道医、儒医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巫医阶段，大体是在春秋时期以前。在这一时期，中国并没有我们现代人眼中的专职医生的，而是巫医等同，巫就是医，医就是巫。比如，春秋时期，晋平公两度发病，就召来巫医诊治，而巫医诊治出来的病因有两条：一是鬼神作祟，二是体气壅滞，相当于是胃病加肾虚。很显然，这两条病因中，前者是作为巫的诊断，后者是作为医的诊断。在当时，通过自己能够沟通鬼神的能力来指导政治，本身就是巫医的工作之一。所以，这一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随着医学的发展，巫和医逐渐开始分家。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大医家扁鹊，曾公然指责当时的人“信巫不信医”。但这个时期的医者，也还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医，而是一群，被称为“方士“的人。这里边有很多是优秀的医者。比如说东汉末年的大医家华佗，就是曹操晚年想要求长生不老，请了很多方士到自己身边，
华佗
就是其中之一。
方士群体的出现，标志着，巫医占主导的时代结束了，道医的时代来临了。
道医，顾名思义，就是以道教为主导的医学时期。而方士就是道士的前身。只不过那个时候，道教还没有建立，所以还没有道士这个词。
一直到东汉末年，中国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史书形容当时的惨相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应对瘟疫而生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开始兴起，最终发展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黄巾起义和正一教。而这两个组织，都是道教的前身。
等到魏晋南北朝，我们今天熟悉的道教，通过一系列改革，最终定了型。此前，黄巾起义席卷全国，让朝廷十分忌惮。所以当时的道教吸取教训，改走高端路线，专攻当时的贵族精英，帮助他们修炼长生不老。也有一部分医者，没有走高端路线，而是选择为普通百姓看病医治，也就成了我们现代人熟知的中医。
这一阶段，医者失去了指导政治的权力。社会地位开始下降。相比之下，修仙炼药的道士们，地位还算尊崇，普通医者们则遭到了极端的蔑视。《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魏晋名士殷浩，酷好医学，精通医术，但是为了避免丢脸，他一直隐藏自己的医术，从来不给别人看病。一次，殷浩的一个属下母亲病危，走投无路，就求到了殷浩面前。殷浩感念他的孝心，答应帮他母亲医治。但是诊疗之后，殷浩就立刻将药方烧掉，生怕有人知道自己行医了。医者的地位之低下，可见一斑。
儒医：到了宋朝，医者的社会地位又开始回升，知识分子当中甚至出现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
北宋中期，印刷术开始大规模普及，人们获得书籍、出版书籍都变得十分容易，因此读书识字、著书立说，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至此，精英阶层垄断话语权的时代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从宋朝到清朝，中央政府多数时候都是以科举，作为遴选官员的主要手段。这就导致，这一时期的读书人，比之前所有朝代都要多得多。读书人多了，但是官位却有限，于是当不上官的知识分子们，便将目光转向了其他职业，医者便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尤其是，相比于其他行业，医者也需要读书识字，研读大量书籍，这对于擅长读书的知识分子们来说，算是无缝衔接。于是这一时期，大量仕途失意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研读医书，甚至立志成为名医。再加上，宋朝以来，儒学盛行，并且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所以，人们便将从宋朝到清朝，这段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医疗时代，称为“儒医”时代。
二、中医的三个特色
作者认为，中医有三个重要的特色不可不说：其一，以“气”为理论核心，几乎囊括所有疾病；其二，重质不重量；其三，部分理论受文化裹挟严重。
中医的理论核心——“气”，就是空气的那个“气”字。那么这个“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外界有，人体内也有。尤其是在人体内，气是构成人体的核心关键。在中医看来，气是真实存在的。
“气”的理论囊括所有疾病。由于气在人体内，和人体外都有，这就正好对应了导致人体生病的两大源头：内因和外因。
认为，人体生病的内因，就是体内的“气“失衡了。那么体内的气为什么会失衡呢？一种原因是生活习惯不好，比如暴饮暴食，比如房事无度。另一种原因是人品不好。中医认为，如果一个人品行不端，也会导致体内的”气“失衡。反之，如果一个人品行超群，一身正气，那么他的免疫力也会比一般人强。
人体生病的外因。中医认为，人体内的气，和外在的气是相连通的。外在的气，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太冷了寒气重；太热了暑气重；水多的地方湿气重；山多的地方石气重，石头的石；肮脏的地方恶气、秽气重。
而气向不同的方向失衡，就会产生不同的疾病，比如《淮南子》中记载“险阻气多瘿”，也就是说陡峭幽深的山地，险阻之气太重，会导致那里的人容易得“瘿“这种病，相当于现在的甲状腺疾病。
说到这，我们不难发现，“气“这个理论真是非常的万金油，只要医者愿意，就可以将无穷无尽的疾病归纳进这个体系当中。
这也就引出了中医的第二个特点：个性化定制，重质不重量。
如果看过中医，你可能会发现，哪怕是同一种病，在病人的性别、年龄、体型、病情病症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大夫开出的药方，或是设计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尽相同的。它追求的是个体效率的最大化，所以中医以人为核心，针对每一个病人的特殊体质，特殊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
中医能够做到如此的人性化，是有其特殊背景因素的。要知道，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能温饱就已经非常难得了，遑论看病就医？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医者，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富贵人家，最起码也要是中产往上。但就算是这些有钱人，生病了也未必都会求助于医者，除了医者，他们也会向巫医，或者宗教组织求助。比如生病了去庙里祈福，求助于高僧大师。此外还有一些人相信命定论，认为人生病，是命该如此，所以拒绝就医。
排除了这些竞争者，真正会找医者求助的病人，本来就已经是十不存一了。但是这没完，作者还提到，古代的富贵人家，在求医的时候，往往有试医的习惯。也就是说，一个病人请好几个大夫来问诊，再由患者家属根据医者的表现，选择其中一个最靠谱的，将患者交给他医治。这就导致医者们必须拨出足够的时间和经历，从心理到疾病，全方位的服务于患者，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患者。
因此，可以说，古代的中医治疗，是贵族和中上阶层的专属。
中医的最后一个特点，部分理论受文化裹挟严重。
中国古代一直非常注重两样东西：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文化。关于道德，咱们在前面说过，古人往往会将人的免疫力，和道德品质挂钩。
至于文化上，中国古代，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圈，一直有一种迷之自信。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礼仪之邦，而周围的其他族群，都是化外蛮夷，不可同群。而这种思想，也显著的蔓延到了医学领域。
本书作者研究发现，古书中所记载的瘴气、蛊毒等事物，并不是稳定存在于一个地区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移动的。其移动的趋势也非常有趣，大体就是，一个地区一旦融入主流文化圈，就将不再有瘴气、蛊毒，而一个地区一旦被踢出主流文化圈，那么它就会再次出现瘴气、蛊毒。
秦汉时期，整个南方都处于有待开发的状态，所以北方人普遍认为，秦岭淮河以南的整个南方地区，全都是瘴气缭绕的。但是等到隋唐时期，瘴气却向南退却到了长江以南。也就是说，从秦岭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这部分地区的瘴气消失了。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以及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都导致中原地区的精英阶层，大规模向南迁移。南方地区也因此得到大力开发。久而久之，曾经被视为蛮荒烟瘴之地的长江以北地区，也被划入了主流文化圈。自然也就没人再提瘴气的事儿了。
在江南地区逐步崛起的同时，西北的关中地区也在逐步衰落。关中作为秦汉、隋唐的首都所在，曾一度是主流文化圈的核心地带。但是宋朝之后，关中的经济、文化双双衰落。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关中已经成了人们心中的西部边陲。明朝人徐应秋甚至在《玉之堂谈荟》中，写道：“（蛊毒）闽、广、滇、贵、关中、延绥、临洮俱有，但其方不同耳。”也就是说，昔日的中原文化中心关中，已经被踢出了主流文化圈，沦为畜养毒蛊的蛮荒之地了。
所谓的瘴气也好，蛊毒也罢，或许有地理环境的成分在，但更多的是一种歧视，是握有话语权的主流文化圈，对周边族群的文化歧视。
三、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近代以来，西医成为主流，传统中医则日渐衰落，并且在西医强大的压迫下，陷入了自证“科学”的怪圈。
以科学为依托的西医，不断提出质疑，“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其实，西医会有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因为中医自古以来就有“巫医一家”的说法，中医的核心理论中，也处处透露着阴阳五行的影子。这些都不免会让人将中医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
也因此，中医的反对者们，抓住这一点，痛斥中医为迷信，伪科学。中医的维护者们，也被迫陷入了自证“科学”的怪圈。这些力证中医是科学的学者们，大致可以分为三派：
其一，是将中医中不科学的地方，硬拗成科学。比如将中医早期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巫术疗法，归结为心理治疗，或安慰剂。
其二，是将中医不科学的部分，踢出中医的范畴，不承认它们是中医的一部分。比如刚提到的巫术疗法。
其三，是为中医重建信心派。这部分学者不再跟巫术或是阴阳五行较劲，而一头扎进故纸堆里，试图从历史上找出中医先进科学的地方，以此来对抗西医的强大压迫。
华佗的外科手术问题：众所周知，华佗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外科手术。野史还传说，华佗曾提出用开颅手术，为曹操治疗头风病。这段历史，让很多学者欢欣鼓舞：谁说中医是伪科学，中医的外科手术可比西医早了上千年。也因此，华佗被封为了外科手术的鼻祖。
但是作者指出，外科手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但是却并非西医的鼻祖。施用外科手术的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人，但是到短短两百年后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质疑华佗外科手术的真实性了。而等到唐朝，连当时的名医孙思邈都已经否认外科手术的真实性了。也就是说，到唐朝，华佗的外科手术就已经彻底失传了，又何谈传入西方。直到一千多年后，西医外科手术传入中国，才让国人重新相信了外科手术的真实性，从而将华佗从故纸堆里搬了出来。由此可见，华佗这所谓的外科手术鼻祖，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
作者认为，如今无论是中医的支持者，还是中医的反对者，都在以科学为标准，衡量中医。而科学，是西医的规则。这意味着，他们两者都已经从本质上，认同了西医的统治地位，和中医的从属地位。
作者指出，自证科学，不应该是中医历史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脱胎于巫术，随后又与道教合流，此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佛教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医从来都没有摆脱过神秘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神秘文化。
说到这，作者的态度就很明白了，他认为，中医根本就不从属与科学领域，自然也无需自证“科学”。
本书的作者一直认为，研究医疗史、疾病史是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一个绝佳窗口。因为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虚伪和矫饰会大大剥离。人的想法，社会的文化，国家的制度乃至存亡，都有会受到这种力量的影响。比如东汉末年的瘟疫，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也催生了魏晋风度；中世纪欧洲的大鼠疫，开启了文艺复兴，也促成了近代欧洲的崛起。的确，没有什么，比生死更能撼动人心，催生改变。也因此，作者才说，疾病比很多因素，都更能长远的影响人类历史。
